更新时间：2024-01-29 10:26
七宝烧是日语中对金属珐琅器的称谓。因其烧制工艺源于中国的景泰蓝，故又有“日本的景泰蓝”之称。16世纪末（即日本庆长年间），日本工艺美术家及其工匠们，在模仿学习制作中国“景泰蓝”（珐琅器）工艺品（明代万历年间创制）中，于不经意间竟然制造出属于具有自己民族风格并被其命名为“七宝烧”的艺术品。
针对日本这一传统艺术缘何谓之“七宝烧”，其来源则始于佛教梵语中的译词。唐朝期间，鉴真和尚将佛教传入邻国日本，至此日本和中国一样，佛教从官方再到民间得以广泛传播和笃信，日本将其自制的艺术品命名为“七宝烧”，并非只是由于其制作当中使用了7种珍贵材料，而其中也体现其对佛教的一种敬仰。“七宝”之说，在佛经中，计有4种解释：《般若经》谓为：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阿弥陀经》谓为：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法华经》谓为：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无量寿经》：谓为：金、银、琉璃、颇梨、珊瑚、玛瑙、砗磲。
关于“七宝烧”如何在日本制作出来，曾有一段历史故事和明确记载：日本自古即是制造铜器闻名的国家，当中国明代“景泰蓝”发明制造出来后，很快便传入邻国日本；而日本工艺家和工匠们遂在不知所需材料和其制作方法的情形下，仅凭他们所见到的中国“景泰蓝”器物，执意依样模仿，结果仿造出来的误以为是“景泰蓝”的“非景泰蓝”工艺品；即属于他们自己烧制出来的后被命名为“七宝烧“的工艺品。
因为没有科学依据的仿制，所以不会产生必然的结果；而偶然的结果出现，竟又表现出奇异的美妙。由于日本工艺家和工匠们在仿制中国“景泰蓝”的过程中，在铜胎施料中，运用的材料与中国不同，其中出现了比中国“景泰蓝”更亮丽华美的图案色彩光泽，遂当这一被中国人误认为是日本“珐琅器”的工艺品；在明朝期间传入中国时，旋即又被中国人所喜爱，同样被视为珍稀之物；其在当时价值之高贵，也令国人咂舌而求之不得。
七宝烧按其工艺制作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有线七宝烧、无线七宝烧、透明七宝、省胎七宝、透胎七宝、盛上七宝和罩釉七宝等。
在数种七宝烧工艺品中，有线七宝作为省胎七宝的基础，在掐丝并烧制好釉料后，再将铜胎腐蚀掉。所以业内以省胎七宝的制作最为复杂而考究，也是废品率最高的工艺，故此足够显示其成品器物的珍贵性与工艺复杂性。
省胎七宝烧（脱胎七宝烧）是以铜胎为底，用银细丝制成各种图案纹样，再施以天然矿物七宝釉料，遂经烧制成型，在釉面上施加耐腐蚀涂层，再将整个器物放入酸中腐蚀，待胎骨完全消失，去其表面防腐图层，打磨抛光，釉面平滑，有玻璃光泽感。
江户(1603—1867)初期，平田道仁，人称彦四郎，京都出生，日本第一个将珐琅制造术用于刀镡(刀档)和马具装饰的珐琅工艺师。桃山时代末期的庆长年间(1596—1615)，平田道仁作为随从陪同德川家康(1543—1616)征战朝鲜，并学得七宝制造技术，成为幕府第一代七宝师并世代相传。他的作品色彩明快清冽，不仅保留了中国景泰蓝那样的华丽，还增添了一番玉石般的温润儒雅，玻璃质的透明釉更具法兰西韵味。其作品多为刀剑饰品，著名的《花云纹七宝镡》是其代表作之一。他不仅擅长制作纹样精美如同掐丝珐琅的有线七宝，而且擅长浮雕和镶嵌相结合的装饰技艺，被誉为东京七宝的始祖。
江户时代末期，尾张国(今爱知县)藩士加地市右卫门的次子梶常吉(1803—1883)偶尔从元龟元年(1570)出版的古书中读到七宝烧的制作方法，觉得非常奇妙，从此潜心于七宝技术研究。他以中国进口的珐琅小碟为蓝本，经过7年努力，终于在天保四年(1833)烧制出第一个有线七宝产品。不过，也有资料认为他是从荷兰进口的珐琅小碟得到的灵感，但从他的作品来看，无论器型或纹饰，与其说是荷兰风格，倒不如说更像中国的景泰蓝。梶常吉的技术后来传给海部郡七宝町的林庄五郎(?—1896)以及冢本贝助(1828—1887)，他们都是当今名古屋七宝工艺的奠基人。
明治时代，在德国应用化学家戈特弗里德·瓦格纳(1831—1892)与日本七宝艺人并河靖之和涛川惣助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七宝技艺进入黄金发展期。
并河靖之(1845—1927)，武藏国川越藩(埼玉县)藩士高冈九郎右卫门第三子，安政二年(1855)被青莲院宫侍臣并河靖全收为养子，改姓并河。明治三年(1870)前后在京都设立七宝工厂。他用梶常吉的有线七宝技术结合自己发明的黑色透明釉和精工细作的金银线掐丝技巧，于明治六年(1873)成功地制造出别具一格的第一件作品。明治七年(1874)跟随梶常吉派的冢本贝助(1828—1887)弟子桃井仪三郎英升(生卒不详)学习七宝技艺，并在德国人戈特弗里德·瓦格纳的指导下对七宝釉料进行改良。代表作《黑地四季花鸟图花瓶》参加1900年巴黎博览会并被皇室收藏。成为明治时期高级七宝的代表人物，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与同样活跃在东京一带擅长无线七宝制作的涛川惣助一起被任命为帝室技艺员。2008年，并河靖之纪念馆所藏141件作品以及图片、工具等总计1622件相关物品，以“并河靖之七宝资料”为题被列入“国家注册的有形文化财”(日本国物质文化遗产)。
涛川惣助(1847—1910)，一个出生于下总国鹤卷村(今千叶县旭市)农家的陶瓷器贸易商。明治十年(1877)参观第1回内国劝业博览会时被珐琅器的魅力所吸引，从此踏上了制造七宝之路。2年后的明治十二年(1879)，在有线七宝基础上创立了相当于“画珐琅”的无线七宝。它摆脱了掐丝珐琅的金属线束缚，使图案的色彩过渡更加自然流畅，更具绘画性。作品荣获明治二十二年(1889)的巴黎大博览会和明治二十三年(1890)的内国劝业博览会两项大奖，被聘为帝室技艺员。代表作有《七宝小禽图盆》(东京艺术大学藏)、《七宝花盛器》(日本宫内厅藏)、《七宝富岳图额》等。
高桥通子（1936-），专注七宝烧工艺至今已有61年，是领航现代七宝烧技艺极具威望的长者。历年作品多次受邀展出于全球各大洲大型专业展览，并多次被领航景泰蓝工艺的领军中国老字号北京珐琅厂特邀进行技术指导，与学术交流。
为人低调谦和，传道授业严谨细致，被广为赞扬。
七宝烧，是用怕腐蚀的金属和脆性大的釉料制成，因此，在赏玩时最好戴汗布手套，不能直接上手。清洁时不可水洗或湿布擦拭，更不得接触酸碱性或腐蚀性物质。应在干燥状态下用鸡毛掸子拂去表面灰尘，然后用柔软的纯棉布或纯毛面料进行擦拭，最后喷洒蜡质光亮剂，以保持它的亮丽和质感。轻拿轻放，避免磕碰，确保底座或木架牢固安全。
至今，七宝烧在日本创立的历史已有500年，期间产生过各种流派；而七宝烧艺术在日本最鼎盛的时代，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此时七宝烧的产地也较多，但以京都地区最为著名。现今京都仅存全日本唯独一家“并河七宝烧博物馆”和“安藤七宝烧”传统手工艺作坊。“安藤七宝”创建于1880年，如今第四代传人安藤十郎主持其家传手工作坊，现有103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3名设计师和10名工艺师，其他大多为销售人员。
七宝烧菊花大瓶
此瓶是伪满时期溥仪出访日本时，日本昭和皇太后赠送溥仪之物。1935年4月2日，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访问日本。此行，溥仪专程前往日本皇宫拜见了日本天皇裕仁的母亲，虽然是礼节性的拜见，但溥仪处处对裕仁的母亲极度尊崇，这位日本皇太后不仅赠送给溥仪这件七宝烧菊花大瓶，还为其赋和歌一首：“幼松添新绿，兆得满苑春。我心如慈母，善邻总相亲。”以此表示“日满亲善”，如同“母子”。该瓶银胎，敞口，宽肩，鼓腹，下敛，大足。高61.5厘米，口径21.5厘米，底径24.5厘米，重10723克。该瓶器型十分典雅、庄重，玻璃质感光耀如水，通体枣红色珐琅地，灿烂夺目。瓶的中部以掐丝工艺制作了两株盛开的菊花，在菊花的右下角错落生长着几株兰花。菊花是日本皇室的标志，其皇室御纹章便是由16瓣黄色的菊花组成，称作“菊花御纹章”，日本的国徽使用的也是这枚皇家徽记，所以菊花是日本皇室和日本政权的象征，而兰花则取自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专用皇室徽章“兰花御纹章”，所以兰花在这里代表着傀儡皇帝溥仪和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之下的伪满洲国。此瓶以大朵的菊花为景致主体，旁边则以几株羸弱的兰花加以陪衬，从中不难看出日本皇室在赠送溥仪礼品时，也不忘记强调溥仪“儿皇帝”的身份和对中国东北的垂涎之心。瓶的颈部采用掐丝对称彩带装饰，玻璃质下隐约可见日本皇宫建筑和山水风光。瓶的内壁与底均为浅红色，足下有一双勾六菱形“尚”字款识。此瓶制于昭和年间，保存完好，是七宝烧中的上乘之作，同时也是中华民族那段屈辱历史的有力见证。1982年8月，此瓶由吉林省博物院调拨伪满皇宫博物院收藏。1993年8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瓷器专家鉴定组耿宝昌等人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瓶铜胎，敞口，短颈，丰肩，直腹，平足。高36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5.3厘米，重4720克，烧制年代为伪满时期。该瓶通体金黄色珐琅地，正中央描绘了一只展翅翱翔的五彩凤凰，冠如雄鸡呈赤色，硕大张扬；颈如蛇呈青色，绒毛直耸；翅如鹏呈绿棕黑相间，由深渐浅；足如鹤呈褐色，自然舒展；尾如孔雀呈五彩，随风飘逸。此只凤凰在腾空起舞的瞬间，傲然俯视苍穹，仪态高贵优美，翎羽大气舒展，气势强劲如虹，在金黄色背景的映衬下，更显君临天下之态，彰显了百鸟之王的神韵和风采。凤凰亦称为凤皇、朱鸟、丹鸟、火鸟和鹍鸡。“凤”和“凰”在古老神话中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神鸟，后世人通常将凤和凰解释为雌雄不同的同一种鸟，即雄为凤，雌为凰，雌雄统称。凤为中国古代动物四灵之一，有浴火重生的本领，故有“不死鸟”的美誉，它与龙一起构成了龙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翼，是中华民族追求“龙凤呈祥”和谐精神的象征。日本民族自古也以“鸟”为图腾，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把凤凰作为神鸟，寓意祥瑞之意，中日两国的文化渊源也由此可见一斑。1982年8月，此瓶由吉林省博物院调拨伪满皇宫博物院收藏。1993年8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瓷器专家鉴定组耿宝昌等人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七宝烧红地小花瓶
此瓶为一对，铜胎，敞口，短颈，丰肩，直腹，下敛，矮圈足。高12.5厘米，口径4.2厘米，底径5.6厘米，重1570克，烧制年代为伪满时期。此瓶造型奇特，瓶身有两组对称凹线，通体红色珐琅地，釉色精致，明灿莹润，所绘树木和花鸟气韵雅致，色彩丰富而不华丽，层次井然，生动唯美。在枣红色背景的柔和映衬下，月光如水，落英缤纷，绿树和白花交错生长，暮色与柔光交相辉映。繁叶翠色欲滴，花朵嵌苞待放，灵动的鸟儿双栖在枝桠之间，面对着这样一幅唯美恬静的自然画卷，观者仿佛置身于浓郁繁茂的树荫之下，清嗅着花儿甜蜜的芬芳，倾听着鸟儿愉悦的欢鸣，情趣盎然，宛若仙境。通体观之，此瓶构思巧妙，仪态大方，在厚重感中不乏生动，在看似粗糙的表面又精细入微。更难能可贵的是，两瓶的大小、色泽、图饰和重量都完全一致，同出一辙，体现了当时制作工艺的超群。双瓶保存完好，1982年8月，由吉林省博物院调拨伪满皇宫博物院收藏，国家三级文物。
以上三件七宝烧均是当年伪满宫廷内的陈设之物，伪满洲国垮台后流入民间，后又从民间征集入藏。它们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漂泊辗转，既刻有日本侵略者企图奴役中国人民的烙印，又折射出中日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最终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珍视的文化遗产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见证者。这些珍宝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上个世纪日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传统文化和审美情趣，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艺术无国界，保护并传承好这些艺术珍宝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希冀七宝烧在世界陶瓷领域中永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