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史家将“事大党”与闵妃集团或闵氏政权划等号，或等同于“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这些都是不准确或不全面的。壬午兵变后事大党刚形成时，闵妃集团的确是事大党，但这只是闵妃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一种策略，并非真心忠于清廷。1884年甲申政变以后，作为事大党的对立面的开化党被消灭，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大为退缩，因此事大党对于闵妃来说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转而投向俄国、美国等国来牵制中国，反倒成为事大党的对立面，所以闵妃集团并不是所有时候都与“事大”或“亲清”划等号。当然，其后闵妃集团不再是事大党，但仍有闵泳翊、闵泳骏等少数人坚持亲清，是事大党的一份子。而且闵妃集团从未像开化党那样宣布与清朝决裂，所以其与事大党虽然有矛盾，但关系并非像同开化党那样不共戴天，至甲午战争前夕又出现合流的趋势。而“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固然是事大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事大党与极端保守的“卫正斥邪派”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事大党都具有变法或变通的思想，依照其程度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组成：一种是主张“东道西器”，要求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但不主张改变朝鲜政治等方面的现状，包括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如同中国洋务运动那样“中体西用”。这种“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是事大党的骨干，他们支持洋务路线，大多数人都有出使中国的经历，比如闵台镐、赵宁夏、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等。另一派则是传统的士大夫、老臣，他们深受事大主义影响，因为反对欧美日本侵略而亲近中国，变通思想不多，最多要求“利用厚生”等改革，如金炳始、洪淳穆、金炳国等。另外事大党还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后台都是清朝，而直接靠山则是长期担任清廷驻朝大臣的袁世凯。事大党与袁世凯关系融洽，袁世凯也加以扶植，并常利用他们刺探朝鲜情报，作为其与朝鲜宫廷沟通的中介。

基于以上特征，近代朝鲜的事大党官员可以判断出来的。其中在1882年到1894年期间始终是事大党、并且最活跃的是金允植、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鱼允中，被称为“事大党三巨头”，其他代表人物有闵台镐、赵宁夏、尹泰骏、闵泳穆、闵泳翊、闵泳骏、朴齐纯、金炳始、卞元圭、成岐运等。

事大党的政治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82年到1884年，第二个阶段是1885年到1889年，第三个阶段则是1890年到1894年。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领袖人物，在朝鲜政坛亦时有浮沉。

首先是从壬午兵变平息到甲申政变爆发的1882年至1884年两年时间，这两年可以说是事大党的黄金时期，关键原因是清朝在朝鲜树立的优势地位及得到了高宗和闵妃的支持。日本学者田保桥洁曾对此论述道：“当时的朝廷是以外戚闵氏、赵氏为中心构成的。……他们的革新是渐进式的，愿意向宗主国清国，特别是……李鸿章及其幕僚寻求指导和援助。外戚之所以被称为守旧或事大就是因此。但从中朝一直以来的关系来看，这种做法也很自然，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最为稳妥的政策。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等与外戚合作，是因为上述政治方面的理由，并不一定是阿附于外戚的权力。”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闵妃外戚集团与事大党的合流时期。壬午兵变被清军镇压，闵妃集团的政敌兴宣大院君被押往中国，大院君的党羽也被肃清殆尽，因此闵妃及骊兴闵氏家族对清朝感恩戴德，倒向事大党一方，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朝鲜政府可谓一切指挥听清朝。把持实权的闵台镐和赵宁夏（亲华的神贞王后赵大妃的侄子）是当时事大党的领袖，名义上的政丞金炳国、洪淳穆等也倾向中国。闵氏麾下的闵泳翊、闵泳穆、闵应植、尹泰骏、李祖渊、韩圭稷、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等事大党亦十分活跃，把持着朝廷要害部门，与袁世凯、陈树棠等清朝驻朝官员和将领保持密切关系，比如金允植请袁世凯为其练兵，尹泰骏更是公开声称：谁敢驳斥清朝驻朝代表陈树棠，“以辱北洋大臣”，谁就是朝鲜的乱臣贼子。这些事大党大多数都有出使中国的经历，他们对中国的洋务运动感佩不已，因此在他们执政期间以“自强”相号召，走清朝的洋务路线。1883年，金允植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三清洞成立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个近代企业——机器厂，并按照清朝的建议，效仿中国总理衙门分别设置了内衙门（统理军国事务衙门）和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设立海关，由清朝代购洋枪洋炮、训练朝鲜军队等。事大党当权者还同清朝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不仅使清朝在朝鲜获得领事裁判权，还赋予了清朝比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列强更多的权利，清朝则在朝鲜建立租界，使其宗主权实质化。清朝也利用朝鲜事大党当权的机会，明确中朝宗藩关系，公然在汉城南大门（崇礼门）竖起一面大书“朝鲜是中国之属国”的旗子，并将穆麟德（德国人）、王锡鬯（王伯恭）、马建常（马相伯）等人安插进朝鲜政府要害机关，与事大党相互利用，加紧对朝鲜的内政干涉。

事大党的如日中天，自然令亲日的开化党和日本人非常不满，与之不共戴天。开化党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等年轻士族为主，他们都有留日的经历，十分仰慕日本的明治维新，企图在日本的支援下赶走中国势力，实现朝鲜独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独立党”。当时金玉均、洪英植等任外衙门参议，朴泳孝任汉城府判尹，利用他们的职权进行了许多开化改革事业，如设立博文局、治道局、警巡局、邮政局，开办《汉城旬报》等，也与日本签订了一些协定，以出卖国家利权的代价换取日本的支持，以反对事大党。事大党察觉到开化党的举动，于1883年夏开始反击，将金玉均、朴泳孝等外调，阻挠开化事业。开化党处处遭到事大党的压制，动弹不得，因此对以闵台镐、闵泳翊父子为首的事大党恨之入骨，决心采取非常手段来对付所谓的守旧党——事大党。事大党和开化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也给事大党的统治造成较大威胁。

事大党的另一个威胁来自外部因素。原来当时中法交恶，清朝处于劣势，使原想托庇于清廷的朝鲜王室开始疑惧，而1884年春清朝内部发生甲申政潮，恭亲王奕䜣被慈禧太后逼下野，醇亲王奕譞上台。醇亲王是清德宗（光绪帝）的生父，而兴宣大院君则是高宗李熙的生父，两人境遇相似，因此清廷此举被朝鲜解读为释放被关押在中国的大院君回朝鲜的信号，风传大院君即将归国，因此加剧了闵妃集团对清朝的离心。至此，闵妃集团和清朝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因此从1884年2月开始，闵妃集团中的一些人就脱离了事大党，开始寻求联日或联俄的方针，比如前营使韩圭稷就受国王密令拜访日本代理公使岛村久，请日本出兵保护朝鲜，防止大院君回国夺权。甚至还磋商闵妃前往日本公使馆避难。而李鸿章派来监管朝鲜的穆麟德则背叛清廷，向朝鲜王室鼓吹引俄拒日，导致朝鲜于1884年7月背着清朝与俄国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而清军在朝鲜的一些不法行为也引起了朝鲜人的反感，比如1884年6月发生的李范晋事件，陈树棠对此事处理不当，引起了朝鲜普遍不满，就连事大党核心人物金允植也在对清朝官员周馥的一封信中猛烈批判。如此种种内外因素，使表面上政权巩固的事大党处境愈发困难，也给正在等待时机的开化党以可乘之机。

1884年夏，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回到朝鲜，对开化党释放积极信息，开化党如虎添翼，开始与日本方面一道策划发动推翻事大党政权的政变。竹添公然讥讽事大党，比如他对金弘集说：“吾闻贵国外衙门内，亦为清国奴隶者数人，吾耻之同周旋！”又对金允植说：“君素能于汉学，又深有附清之议，何不入仕于清国？”据当时开化党人朴泳孝分析，事大党在1884年下半年已经分为两部分：第一事大党（支那党）完全听从中国调遣，认为依赖中国可以国家太平，日本则不可信赖，包括闵台镐、赵宁夏、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第二事大党虽然表面上也从属中国，但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与开化党（日本党）对立，包括闵泳穆、韩圭稷、李祖渊、闵应植。由此可见事大党已经非常削弱。事大党内部人员不断流失，外部遭到开化党和日本人的攻击，其政权摇摇欲坠。

在这种情况下，开化党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下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甲申政变，一举暗杀了韩圭稷、李祖渊、尹泰骏、闵泳穆、赵宁夏、闵台镐6名事大党，并砍伤了闵泳翊。而金允植、金弘集等事大党不仅幸免于难，还被列入开化党新政府名单中。随后金允植等事大党残余乞求清军出兵，于是袁世凯于12月6日率军攻入王宫，与开化党及日军作战并取得胜利，粉碎了甲申政变。开化党要人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人随竹添进一郎逃亡日本，洪英植等上百人其后被朝鲜政府逮捕并处死，开化党的势力至此基本被肃清。但不管怎样，这次政变对于事大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事大党的后台——袁世凯也不禁感慨包括与他交际最深的尹泰骏在内的事大党诸臣“一时俱杀，羽翼孤矣！”于是，事大党的政治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甲申政变后，开化党作为一支政治势力在朝鲜政坛上一度消失，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也大为削弱，不得不采取“退婴政策”，袁世凯在1885年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面加紧对朝鲜的干涉，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这为事大党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作为闵妃集团对立面的开化党的暂时肃清，事大党对闵妃集团来说也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在甲申政变后不久高宗和闵妃就倒向俄国，企图借助俄国之力来遏制中日的冲突和清朝的干涉，于是引发了“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这也为袁世凯扶植事大党提供了必要性。在1884年到1889年这一阶段，闵妃集团几乎集体倒向俄国和美国，只有闵泳翊起初仍坚持效忠中国；而袁世凯重点扶植的事大党则是金允植、鱼允中、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此三人被称为“事大党三巨头”，特别是金允植当时出任外务督办，独当一面，是这一阶段事大党的领袖人物。

1885年7月，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所拟的《朝鲜外务办法八条》呈给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这是日本劝中国加强对朝宗主权、防范俄国的建议书，也是甲申政变对朝“退婴政策”的反映。其中提到“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诸人，皆可托以国事者也”，即建议中国扶植事大党。然而，高宗和闵妃却对此颇不以为然，极力打压事大党，袁世凯报告当时朝鲜政况说：“韩廷群小执政，贿赂公行……疑忌百出，又欲尽除廷臣及华党，杜绝人口”。因此事大党纵然有袁世凯扶植，其处境亦十分艰难。1886年春，鱼允中又因事忤领议政沈舜泽而被罢官，而后另一名事大党卞元圭亦因弹劾闵应植而得罪闵妃集团，而遭“削职远配”之处分。不久，朝鲜政府在闵泳焕、闵泳韶等人的策划下以肃清开化余党为由进行大整肃，申箕善等九人遭惩处，而作为事大党的金允植、鱼允中也被牵连（罪名是埋葬朴泳孝自杀的父亲朴元阳，将以附逆律论处）。但在金、鱼两人定罪之前，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加以维护，他说：“允植仅存之硕果，一人之去留，系乎韩邦之安危，关于中朝之政令，在他人或可不争，在允植断不可不力争。……从此不问，以后……藩邦名实亦将渐次无存，诸事棘手。”由此袁世凯暂时保住了金允植和鱼允中二人。

到1886年夏秋之交，又发生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事大党闵泳翊向袁世凯告密，结果导致袁世凯图谋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之孙李埈镕为王的事件，直接导致了闵泳翊与袁世凯反目，脱离事大党。闵妃集团一方面在积极联俄、美以求自主的同时，另一方面加紧对事大党的攻势，鱼允中、金宏集都被调任闲职或外职，远离权力中心，对担任外务督办的金允植，闵妃集团一直非常忌惮，尤其是1886年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后，金允植卷入了袁世凯的废君阴谋，更为闵妃所不容，直到1887年夏随便找了个借口将金允植予以罢黜并流放，此后到甲午战争时金允植离开了朝鲜政坛。到这时，事大党要人几乎被闵妃集团全部逐出朝鲜政坛，进入了事大党最低谷的时期。

尽管金允植、鱼允中、金宏集等事大党巨头相继倒台，但袁世凯仍不放弃扶植事大党的努力。闵妃集团虽然打压事大党，但其只是反对清朝的内政干涉，而并未像开化党那样完全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因此利用这点，袁世凯转而拉拢闵妃集团的近臣闵应植、闵泳焕、韩圭卨、李钟健等人，让他们在高宗和闵妃面前说中国好话，并为事大党输送血液。袁世凯甚至连朝鲜宫中的宦官都要扶植为事大党，他曾在报告中说：“韩王有中官金圭复、黄允明等，为宦官中之最有权者。甲申之乱，颇感卑府之恩。近见势孤祸急，宫内一切动静，时派小宦来署密报。卑府存中国体制，均不答报，只慰问其来人。”以上事例既说明袁世凯为扶植事大党无所不用其极，又反映出当时事大党处境困乏、捉襟见肘的状况。这种状况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朝关系的缓和，才有所起色。于是事大党的活动进入第三阶段。

甲申政变以后的几年时间中，事大党遭到闵妃集团的打压而陷入低谷，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则竭力维持。到1890年以后，随着围绕朝鲜半岛的各种外交风波次第平息，中朝关系逐渐缓和，在朝鲜政坛中一度低迷的事大党也有所起色。首先是袁世凯的笼络和扶植政策取得成效，其中闵妃重用的外戚闵泳骏成为这一阶段事大党的领袖。闵泳骏是继闵泳翊之后骊兴闵氏家族的头号人物，很受闵妃宠幸，同时又是一个大贪官，是卖官鬻爵的高手，“聚敛已久，众怨丛归”，不过却坚持事大主义，效忠清朝，对袁世凯也颇为敬服。袁世凯开始认为他臭名昭著，“心未之善，绝少往还”，但到1891年夏以后改变了主意，开始于闵泳骏联络，并加以扶植。闵妃亲信洪在羲（洪启薰）也是袁世凯培养为“事大党”为的对象，从1888年“朴定阳事件”发生以后，洪在羲与袁世凯的关系日趋密切，成为袁世凯与朝鲜宫廷之间的桥梁，多方为袁世凯奔走，袁世凯每以“大义”激励，颇得提携之力。闵妃的另一宠臣郑秉夏也在1892年以后被袁世凯极力拉拢，逐渐由亲俄派变为亲华派。随着闵妃身边的亲戚和近臣被袁世凯“改造”为事大党，高宗和闵妃的对华态度也发生变化，不再热烈地追求自主，而重新加深对中国的依赖。这从袁世凯在1892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泳骏因乘机约同近臣郑秉夏等，每当晋见，必盛言中国富强，天朝宽大，宪台（李鸿章）之厚德可感，职道（袁世凯）之筹助为诚。其君妃渐悟前非，遇有事端，必遣人与职道密商筹办……泳骏等尤得所借口，持议愈坚，时劝君妃敬服中国，恪守藩礼。虽其君妃自主妄念刻尚未能尽消，然频年猜忌之心，已去十之七八……”。1893年，朝鲜忠清道报恩郡发生东学道集会事件（报恩大会），朝鲜高宗首先想到中国出兵平乱，并派朴齐纯与袁世凯商议，此事虽然未成，但反映出事大党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所起到的效果。

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初事大党逐渐恢复元气，但好景不长，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事大党首脑闵泳骏与袁世凯磋商借兵助剿，并怂恿高宗向中国乞援。应邀来援的清军抵达朝鲜以后，自甲申政变以来已隐忍十年的日本认准这次大好时机，决心在朝鲜半岛与清军决一死战，因此不请自来，也派大军来朝鲜。日军抵朝后，一面胁迫朝鲜政府进行内政改革，一面扶植金嘉镇、安駉寿、俞吉濬等新一代亲日开化派活动，闵泳骏等事大党的处境日益艰难。1894年7月19日，袁世凯撤离朝鲜，7月23日，日军突袭汉城景福宫，事大党把持的政府被解散，由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出面建立亲日政权。7月25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着清军的迅速溃败，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被日本驱逐，事大党自行消失。就这样，清廷和袁世凯历经十多年辛辛苦苦扶植的事大党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而宣告瓦解。

事大党瓦解以后，闵泳骏逃往中国，金弘集、金允植、鱼允中等前事大党摇身一变，加入亲日政权并担任要职，逐渐成为亲日派，在“甲午更张”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金炳始、沈舜泽等老臣则变为亲俄派。不过日本人也对金弘集、金允植等由事大党变身的亲日派不甚满意，称：“金总理（金弘集）、金外务（金允植）、鱼度支（鱼允中）三人……多少带有支那臭味”。但不管怎样，事大党作为一支政治势力在甲午战争后不复存在了。

朝鲜王朝一直是中国明朝和清朝的属国，基于儒家理念的“事大主义”思想支配了朝鲜人好几个世纪（“事大”一语本身就出自儒家经典《孟子》中的“以小事大”），因而当时大多数朝鲜人对中国尊敬和依赖，对日本则一直怀有疑虑乃至仇恨。朝鲜近代史上存在了12年（1882～1894）的“事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自然也是事大主义。因此事大党在朝鲜纵使有开化党的对立和闵妃集团的打压，仍在朝鲜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大党头子——金允植曾在给一个日本人的信中写道：“贵国（指日本）之于敝邦……向来通问绝罕，情志未孚，小民无知，见其衣服言语之不同，便怀疑惧。至清国则往来较数，耳目习熟，制度文字，多仿于是。自前世以来，恪守事大之义，现时局虽变，不便遽改前规。小民之心，亦知清国是庇护我，非贪害我。”金允植还说：“与清国稍近者，辄目为清党，视若异类，仆亦大笑，甘心受之。”毫不回避甚至乐于承认自己是“事大党”（清党）。

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事大党所秉持的“事大主义”与传统有很大不同。这在金允植的言论中同样有很明显的体现。早在1861年，金允植就在送他老师朴珪寿出使中国的文章中写道：“我之于清，大小虽殊，实唇齿之国也。清之不幸，非国之福。今海内鼎沸，山川幅裂，藩镇之雄，拥众观变，其细作往来旁午，以报朝夕之奇，独我东限以鸭水一带，闲若无事，不闻门外之事可乎？”并以为朝鲜“今臣事清亦二百有年矣，其盛也，与之深好；其衰也，岂可无咫尺之书，以示共患难而全终始乎？”这就是金允植的事大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局势的关心及对中朝唇齿相依、同甘共苦的深刻认识，但已基本不是出自儒家所谓的“君臣义理”，而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金允植等人也是效仿中国洋务运动，主张“东道西器”，以此使朝鲜富强，因此与走日本明治维新路线的开化党有隙。金允植在1881年出使中国天津时就曾对李鸿章明言：“敝邦在中国为属国，在各国为自主。”后来金允植出任外务督办，处理外交事务时，亦曾在1887年对美国公使丹时谟（Hugh Anderson Dinsmore）说：“朝鲜是真正自主的王国（truly independent Kingdom），清国只不过是我们的兄长（elder brother）。我们因为自己弱小，所以要求清国给我们建议和援助”，后来美国人问他：“清国皇帝也是朝鲜的皇帝吗？”金允植回答：“岂有此理。朝鲜有朝鲜国王，清国有清国皇帝。”美国人又问：“那么，清国皇帝是朝鲜国王的皇帝吗？”金允植明确告诉他：“不是。朝鲜国王和清国皇帝是对等的（of equal rank）。但因为清国皇帝拥有更强大的国家和力量，所以国王一直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兄长。”从上述金允植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发言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事大主义”思想，即在坚持朝鲜的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借助比自己强大的清朝的力量。因此也不难解释金允植后来变为亲日派的原因，因为这同样也是出于现实主义。

持这种思想理念的不仅是金允植，其他事大党也是如此，闵泳翊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受日本和俄国侵略才接近中国，事实上他曾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表达自己对中国干涉的强烈不满，后来又在袁世凯企图废黜高宗时脱离事大党，并主导朝鲜派使美国的脱华自主活动。鱼允中曾在1883年的勘界活动中故意说“土门江”不是“图们江”，企图向北蚕食中国土地，可见事大党即便亲华，也是为本国利益活动。金弘集、金允植、鱼允中等人投靠日本，闵泳骏更是被定性为“韩奸”（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由此可见，清末朝鲜的“事大党”出于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理念与明代（尤其是明末）朝鲜士大夫出于儒家义理、视明朝为“君父”的事大主义及后来的尊周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注定了事大党不能长久维系、在失去靠山后立刻瓦解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