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情报工作原则是军事情报工作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①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军事情报工作无论平时和战时都要连续不断地进行。为了和平时期掌握战争动向、维护国家安全，战时掌握战争发展情况，及时保障军队各级指挥机关决策和指挥作战，必须对各种侦察力量和手段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部署，充分发挥各级职能部门的积极性，提高军事情报工作的整体效能。②周密计划，严密组织。各级军事情报部门根据现有侦察能力、对情报的需求和情报的未来发展情况，制定和平时期的军事侦察计划和战争条件下军事情报保障预案，以及各个战役、战斗的情报保障方案。同时，根据情况变化，适时对计划、预案、方案进行修正、补充，使之更符合实际。在组织实施侦察时，按预定计划合理配置各种侦察力量、手段；组织好通信、后勤保障，协调各军事情报部门和各侦察部队、分队间的统一行动，保证侦察情报计划的实现。③综合侦察，广泛搜集。各级指挥机关应根据各种侦察方式和手段的特点，建立多维侦察体系，采取公开途径与秘密途径相结合，地面侦察与海上侦察、空中侦察相结合，战略侦察与战役侦察、战术侦察相结合，专业侦察与群众侦察相结合等措施，充分发挥各种侦察手段的整体作用，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广泛而实时地获取各种情报资料。④统一归口，集中处理。随着侦察手段的增多和反侦察措施的广泛运用，所获的情报资料真伪混杂，对各种来源的情报资料需要实行统一归口，集中处理，以便于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综合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行情报的报告和通报，从而提高情报的综合效益。军事情报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服务于军事斗争，其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组织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以军事情报为依据。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确定，依据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判断；军队建设的规模与各军种、兵种发展的政策，依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对国家周边战略环境的估计；战略战术理论的研究，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政治、后勤训练的针对性和水准的确定，也依据对世界军事理论发展、武器装备水平和作战对象战略战术、作战能力等综合情况的分析判断。军事情报是军事信息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军事斗争的胜负，深刻影响军队指挥和军事斗争的方方面面。军事情报与战争性质、军事力量、物资、军队指挥、军事地理等要素，构成了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情报活动作为特殊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军事情报作为一种重要的作战资源，构成了信息流的主体要素。情报信息成为人力、物力的倍增器。情报影响人力、物力的指向及有效组合，使战场上人流、物流的综合运动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对提高军队作战效能发挥重要作用。指挥员的正确判断需要以敌情、我情、地形、天候气象等客观情况为依据，指挥员正确决心的形成有赖于准确的战场情况，指挥员及时、有效的战场调控也依赖及时、准确的战场情报。军事情报成为组织指挥军事行动的重要保障，对作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对军事情报的认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中国古代，人们派出“采探”获取情报，通过观敌、料敌、侦敌、审敌掌握战场情况。虽然“情报”一词出现较晚，但人们已经认识到情报在战争指导中的保障作用，认识到军事情报在战争组织与战争实施中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军事情报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军事情报伴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的发展过程，战争的规模、样式和手段决定了军事情报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也使军事情报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古代军事情报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情报获取与传递的手段和方法相对简单，情报搜集的范围逐步增大。奴隶制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较原始社会有很大发展。在奴隶制社会的初始阶段，战争规模由小到大，作战方式由简单的徒兵格斗发展为步兵、车兵的方阵对垒，战场范围不断扩大，战争中军事首领主要依靠战场观察直接获取情报，或派出步兵、骑兵实施机动侦察。早在夏代，出现了“少康用间”，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间谍活动。商朝末期，吕尚为辅佐周武王征伐商纣王，派遣“耳目”“游士”潜入商境，搜集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此后大规模伐商做好准备。公元前480年，雅典军队为抵抗波斯军队的海上进攻，实施广泛的战场侦察，根据搜集到的情报，诱使波斯舰队进入狭窄的萨拉米斯海峡，并最终击败波斯海军。这一时期，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军事情报的获取与传递主要采用简易信号、符号等形式。中国和古代埃及较早使用加密与脱密技术传递情报。奴隶社会中后期，新的兵种出现，军队结构发生变化，战争样式增多，规模扩大，军事情报的内容不断丰富，人们对军事情报的认识也更加深入。著名军事家孙武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地形》），把“知”作为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军事情报活动作为有组织的活动对战争指导产生了重要影响。《六韬・龙韬・王翼》中记载“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其中“耳目七人”“游士八人”，在军队指挥机构中开始出现从事情报工作的专职人员。军事情报的传递主要运用烽燧、邮驿、金鼓、旌旗等方式。封建社会的军事情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为了应对复杂的战争环境，军事情报开始出现秘密情报和公开情报，出现了陆上和海上（水上）等专门情报。情报收集不仅重视战略战术变化，以及进攻、防御、战场、物资储备、军事要地等动态情报，也更加重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民族宗教，以及地理、地形、气象等基本情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提出要从战争整体上掌握情况、作出判断。唐代军事家李靖发展了“因情制胜”的思想。明清时期陆续出现了专职情报机构，但受到皇权专制统治影响，对内监视、镇压职能与对外获取军事情报职能界限不清，制约了军事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欧洲，军事情报随着战争的发展得到了长足进步。拜占廷帝国皇帝莫里斯指出：参战前仔细研究敌情的将军是明智的。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拜占廷帝国以重金收买间谍，情报机构遍及各国，大量搜集驻在国情报。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N.马基雅维利非常重视军事情报，认为了解一个具体省份的地理环境可以帮助了解其他省份的地理情况，并强调军事情报分析能力是担任指挥员的必备条件。这些思想，为欧洲军事情报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随着武器性能改进、射程增大和部队机动能力的提高，军事情报的时效性增强，重要性提高，活动范围增大。17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国家开始组织专门的军事供应和支援机构，兵器开始制式化，军队体制编制趋于固定。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军事技术的进步，电话、电报的发明，望远镜、照相机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情报获取与传递方式，情报来源不局限于战场侦察，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全过程的情报搜集得到重视。在人力情报的基础上，密码破译等技术情报起了辅助作用。1703年，英国“破译部”首创密码破译情报。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提出“知夷情”“筹夷事”的口号，主张在收集西方战舰、火器等先进科学技术情报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情报技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军事侦察手段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线电信号侦察、无线电信号侦察、空中侦察、海上侦察、无线电技术测向和航空侦察相继出现，许多国家设置了军事情报的专职人员和专职机构，加大军事情报的工作力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不断加强情报力量建设，广泛使用无线电侦收和密码破译获取情报，情报收集的范围包括军事思想、战略方针、战略战术、条令条例、编制装备、兵要地志、兵力部署、后勤保障，以及部队编成、火力配系、工事构筑、障碍设置等，情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军事情报发展的重要时期，航空母舰、潜艇、飞机、雷达广泛运用于战争，军事情报与军事侦察的方式和手段发生重大变化，情报与反情报、侦察与反侦察斗争空前激烈，以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宗教信仰为主的综合情报成为军事情报的重要内容，情报开始区分为战略情报、战役情报、战术情报和陆军情报、海军情报、空军情报等。情报类型增多，情报组织、情报机构及国家、军队情报体制获得了全面发展。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广泛采用公开侦察与秘密侦察、人民群众侦察与武装侦察、战场侦察与敌后侦察、人力侦察与技术侦察等方式获取情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并建立了与中国革命相适应的情报思想和情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