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库尔缠随二贝勒阿敏征朝鲜（丁卯之役），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库尔缠受命与刘兴祚一起前往江华岛与朝鲜方面谈判。三月初三日，李倧出降，订立“江都之盟”。三月初五日，库尔缠携带28人从江华岛前往沈阳复命。朝鲜军尚不知李倧已与后金订立和约，于是在平壤攻击库尔缠，库尔缠与同僚突围后仍被朝鲜兵追击，于是自率十人殿后，设伏击败朝鲜追兵，斩朝鲜将四、兵五十余，获一百多匹马。他将马匹等战利品留给巴布泰，随后就率七人奔赴沈阳，听说皇太极正在辽河防备明朝，就前往皇太极驻地。皇太极听说捷报，大喜过望，又派库尔缠去朝鲜传谕善后事宜。

天聪二年（1628年），刘兴祚欲叛逃明朝前夕，作为其密友的库尔缠曾力保他的忠诚。结果刘兴祚果然伪装成被烧死而趁机叛逃，库尔缠又相信刘兴祚被烧死并抚尸痛哭，并请求善待刘兴祚留在后金的家属。这为他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伏笔。

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科尔沁的土谢图额驸奥巴来沈阳，库尔缠与希福奉命责问奥巴此前违逆后金的种种罪状，奥巴谢罪。四月，开始负责记录后金史书。十月，随皇太极入塞攻明（己巳之变），并同高鸿中被派往滦州，用汉语招降，并安排入城后的占领事宜。十一月，又被派往固安县，赏给占领当地的蒙古两旗兵银两衣服。

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刘兴祚在永平的战斗中被后金杀死，库尔缠为其敛衣收尸。二月，皇太极出塞班师，库尔缠和高鸿中等留驻滦州，辅佐都统图尔格、纳穆泰守城。同年五月，明军取得遵永大捷，阿敏放弃关内四城而逃。在这一过程中，库尔缠在滦州与明监军道张春力战，图尔格见无法守城，退保永平，库尔缠又在撤离时杀伤不少明军。因此，留守关内四城的后金将官中只有他被免于治罪。

天聪五年（1631年），库尔缠随皇太极攻大凌河，参与谕降祖大寿。闰十一月，库尔缠率满达尔汉（满月介）、董纳密（朴仲男）出使朝鲜，解决朝鲜人越境采参、潜通明朝及边境贸易等问题。本来他向皇太极承诺此次去朝鲜只办事，不带货物，但回国时却被其部中人搜查出烟、币等物，移送法司。法司判革其职，从重惩处，皇太极以库尔缠功劳甚多，只没收了他从朝鲜带来的财物。

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库尔缠随皇太极远征察哈尔部，随后受命奔走于宣府、张家口、大同一线，与明朝宣府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等达成了盟约。他“一月之中，三奉差使，俱能称旨，甚见倚任”。但在大同得胜堡谈判期间，库尔缠屡次迟到，令皇太极不满。

皇太极从察哈尔回来后，又派董纳密出使朝鲜。此前库尔缠曾向皇太极说董纳密为人傲慢，在朝鲜不与人商议、自作主张，因此皇太极特别嘱咐董纳密要学会谦让，董纳密知道是库尔缠告的状，便向皇太极说库尔缠在诬陷自己，并进一步控告库尔缠在朝鲜期间以汉文作书晓谕朝鲜，又与朝鲜官员私讲汉语，所受馈赠多于满达尔汉与董纳密，又不让同行诸人知道，并私自带回鸟枪献给本旗旗主岳托。此外，库尔缠还向一个叫萨木哈的人透露岳托曾在皇太极面前说萨木哈的罪过，并称自己已在岳托面前为萨木哈解释。等萨木哈获罪被抓，便将库尔缠给他说的话上报皇太极。到了天聪七年（1633年）二月十七日，皇太极命法司议论库尔缠之罪，法司列举了库尔缠诽谤贝勒（岳托）、出使朝鲜期间的不法行为、在得胜堡议和期间迟到以及力保刘兴祚的四项罪状，尤其是力保刘兴祚一款被认为“情罪重大”，遂判处库尔缠死刑，没收家产。皇太极念在库尔缠以往的功劳，下令免除没收家产，只没收岳托给他的财物。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库尔缠始得昭雪，清廷视一品大臣例，追赐其宅地、奴仆，其子马喇授户部郎中。

库尔缠对后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外交和军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