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柱之一。民国四年（1915年）9月，他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上书袁世凯，请求改变国体。10月，袁世凯加授曹锟为虎威将军。到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一等伯。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组织、领导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决心以武力镇压。民国五年（1916年）1月5日，曹锟与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等受命率军入川，并被单独任命为川、湘两路征滇军的总司令，统一指挥川、滇前线对护国军的战争。在此过程中，曹锟等部出现军纪败坏，烧杀掳掠的现象，尤以张敬尧部为最（曹锟部下吴佩孚旅则有军纪严明的记录），使川民恨之入骨。2月间，曹锟、张敬尧部在叙州、泸州、綦江之间与护国军进行激战，张敬尧军大败，曹锟军亦受创后退。不久，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军阀内部亦出现反对帝制的声音。6月，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曹锟遂率残部东归。此时，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之职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表面上被列为八位“帝制祸首”之一，实际上段祺瑞政府对其采取“通而不缉”的状态，并在颁布通缉令前透露风声，使曹锟顺利逃出北京。而曹锟适时投靠段祺瑞，又成为段祺瑞实行独裁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9月，曹锟担任直隶督军，驻于保定。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的“府院之争”中，曹锟的态度基本为附和段祺瑞，但也不愿结怨于黎元洪。民国六年（1917年）4月25日，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督军团”会议中，曹锟与其他各省督军及代表均同意中国向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后，附段的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向黎元洪示威，曹锟迫于形势，也于6月1日宣布独立，但仍与黎元洪保持一定关系。在此前后，徐州督军张勋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拥立逊帝溥仪复辟，曹锟派代表参加，对其计划早有默契。待到张勋复辟不久后，曹锟转投段祺瑞，参与其于7月3日进行的“马厂誓师”，担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自保定北上，进驻涿州、良乡，占领卢沟桥一带，以讨伐张勋。借着这次政治投机，曹锟于事后仍担任直隶督军兼省长。

张勋复辟被平息后，黎元洪下野，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然攫取总理职位。段祺瑞采纳梁启超、汤化龙的策划，拒不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制非法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职权。在北洋军阀随声附和中，曹锟也通电助威。而南方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自此以后，中国国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的对抗。

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中的冯国璋、段祺瑞之间新的“府院之争”也发生了。冯国璋、段祺瑞分别亲近英美和日本，成为北洋派系分化出的直系、皖系军阀的首领。此时，日本在远东占有优势地位，段祺瑞想凭借日本的金钱与军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护法各省的反抗。冯国璋为了打击段祺瑞，作出“和平统一”的姿态，暗中联系滇桂军阀，壮大势力。在冯、段二人的对峙中，曹锟采取了骑墙政策。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段；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抵制皖系势力扩张，他又附冯。民国六年（1917年）11月18日，在冯国璋的授意下，曹锟和直系“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联衔通电，主张南北议和，声称愿作“调人”。事后，曹锟又赶紧向段祺瑞加以否认，声称签名系他人代庖。到同月21日，他在段祺瑞心腹徐树铮的授意下，发表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和议的先决条件。

段祺瑞的亲日与武力统一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受到直系将领的牵制。在派往湖南作战军队溃退之后，段祺瑞就以退为进，辞总理职，另派徐树铮联络北洋派军阀多人，于12月2日召开天津会议。因徐树铮许以“副总统”之职，曹锟遂成为天津会议上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在皖系策动的“督军团”要挟下，冯国璋只得任命曹锟和张怀芝为南征军第一、第二路总司令，曹锟还兼任两湖宣抚使（12月15日）；同时又策动“长江三督”拒绝南征军过境，并仍与滇桂军阀密商和谈。随后，在皖系压力下，冯国璋态度软化，曹锟乃于民国七年（1918年）2月南下汉口，督师前进，命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由于护法方面的湘桂军内部分歧，自动撤防，吴佩孚所部于3月入岳州，占长沙，4月23日又进取衡阳。段祺瑞在这种“捷报”声中，于3月23日再度组阁。二次组阁后，段祺瑞委任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剥夺了曹锟、吴佩孚抢到的地盘，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主词条：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

段祺瑞为依靠外援，扩大实力，于民国七年（1918年）3月25日与日本秘密订立《中日军事协定》，还拟调徐树铮代曹锟为直隶督军，授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实际上是剥夺了直系对直隶重镇的控制。曹锟获悉，便称病回天津。此时，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发起“南北调和”的倡议，得到冯国璋的赞同。曹锟也与张怀芝及“长江三督”联合声明，表示厌战。6月，曹锟又一次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督军会议，他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表示仍坚守“副总统”之约，于是曹锟又主战。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想以此换取他重上前线，但他却又提出各种借口，留在天津不动。吴佩孚在衡阳前线和滇桂军方信使往返，与对方暗订协定，前方战斗遂告沉寂。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英美列强重新参与对中国的争夺。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吴佩孚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甚至与南方将领联名，公开要求停战议和。曹锟对吴佩孚的行动，佯作训斥姿态，实则暗中支持。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加紧策动反皖系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他利用皖、奉两系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奉系。民国九年（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会议，组成反段同盟，直、皖双方遂接近正面交锋。5月，吴佩孚从湖南前线撒兵北上，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迎击准备，双方剑拔弩张。7月初，段祺瑞逼迫大总统徐世昌下令给曹锟、吴佩孚以处分，并自称“定国军总司令”，下令动员，直皖大战遂于14日爆发。奉系从东战场助直攻“定国军”，不过四天，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下野。从此直、奉两系军阀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

皖系战败后，奉、直两系为争夺中央与地方权力，不断发生争吵。民国十年（1921年）12月，由于奉系首领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任命旧交通系的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倾向奉系，并以亲日著名，他的组阁激化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梁士诒内阁于华盛顿会议期间举措失当，引起全国声讨。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将领乘机电斥梁士诒媚日卖国，矛头实际直指奉系。张作霖于是调大军入关，向直系进逼。曹锟、张作霖本系姻亲，因而曹锟最初主张对奉系让步，但在奉军咄咄进迫的形势下，他终于同意了吴佩孚的应战主张。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吴佩孚在冯玉祥的支援下打败了张作霖，奉军被迫退回关外，曹锟、吴佩孚一举控制了北方。

直系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达到顶峰，而曹锟、吴佩孚的实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线选择，使不少人对其表示认同。如战争结束之初，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众多知识界与政界著名人士，都希望曹锟、吴佩孚出来主持局面。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丁文江、胡适也一度看好二人。

主词条：曹锟贿选

直系独霸北方后，曹锟及其左右亲信，原想驱逐皖系支持的大总统徐世昌，自己来当大总统，但吴佩孚却主张召集民国六年（1917年）旧国会，恢复黎元洪大总统之位，以“法统重光”的办法作为过渡，这样既可为通过国会正式选曹锟为总统铺平道路，又可用“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曹锟勉强同意了这个主张，于6月间拥黎元洪重新上台。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锟、吴佩孚手中。曹锟急于爬上总统“宝座”，便唆使其弟曹锐及亲信高凌霨、吴毓麟、边守靖等串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收买议员，作驱黎拥曹的准备。黎元洪为延长自己的任期，主张先制宪法后选总统，依附曹锟者则主张相反。同时，关于黎元洪的任期，黎、曹两派各有自己的解释，黎派认为任期应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而曹派则扬言黎元洪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12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此时，直系内部又分为保（曹锟驻河北保定，称保派）、洛（吴佩孚驻洛阳，称洛派）两派，以曹锐为首的津（曹锐驻天津，故亦称津派）、保两派积极策划倒黎，拥曹锟上台；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则企图先以武力征服川湘，即所谓“利用法统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统一了”，然后通过制宪与选举的形式以曹代黎。曹锟对吴佩孚的这种态度及其活动，甚“不见谅”。在“罗文干案”压垮偏重吴佩孚的王宠惠“好人内阁”后，曹锟争取了多数直系督军的支持，并干预了随后汪大燮、张绍曾内阁的组建，极力压制黎元洪扩大权力的企图。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夏之间，保、洛两派在“驱黎拥曹”的步骤上才趋一致。6月，在曹锟的示意下，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元洪的住宅、断水断电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

曹锟原拟于驱黎后立即进行大总统选举，惟因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采纳吴景濂等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5000元支票。这一办法果然见效，南下议员中的一些人又由沪北返。10月5日，这批接受贿赂的议员选举曹锟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0日，被讥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的曹锟由保定入京，开始大总统任期（关于曹锟贿选一事参见“人物争议”目录）。

在此期间，由国会起草并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也被称为“曹锟宪法”“贿选宪法”）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10日颁布实施。这部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

主词条：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京政变

自曹锟当上总统起，表面上直系势力极盛，而实际上内部陷入分裂，外部的反直力量也酝酿成熟。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两军交战的紧要关头，按照事先与奉军的约定，于20日从热河前线迅速回师北京，23日控制了全城。冯玉祥通电全国，痛斥吴佩孚，主张罢战言和。曹锟、吴佩孚对奉作战遂告失败。11月2日，曹锟不得不宣布辞职，被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乘舰南逃。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共推段祺瑞出来作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后，冯玉祥、张作霖矛盾又激化起来。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10日，冯玉祥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系，因而发动了驱段兵变，并释放了曹锟。曹锟获释后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

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今河北路34中学），长期作寓公，也从事实业和房地产。他是天津寓公中拥有当铺数量最多的，先后有：永聚当、同聚当、中通当、公懋当、万成当（后两铺均有总号及一、二分号）。曹锟不仅投资了北洋保商银行，还同时是农商银行董事长，边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通易银行的董事。就地产来说，他仅在天津及近郊就占地约二千顷，是天津静海地区的最大地主，且不但占有巨额土地，还垄断了当地的水利设施。据不完全统计，其拥有的财富达5000万元。尽管如此，曹锟的个人生活是相对平民化的，时常寄情于书画，自号乐寿老人。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并调兵青岛、京、津、山海关、沈阳、锦州。在此情况下，曹锟与徐世昌、黎元洪、王士珍、段祺瑞、熊希龄、汪大燮诸人联合发起“和平运动”，呼吁南北停战。在此期间的曹锟，虽蠢蠢欲动，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成效甚微。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又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燮元没有再去曹家。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佩孚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伪北平政府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6月16日曹锟出殡当天，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重庆国民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合作，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特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对于担任总统，曹锟有足够自负，称自己“作总统大约比黎（元洪）强，而不以正道，则不作也”。所谓 “正道”，是标榜要在法律规范下行事。因此，他执意重开国会，通过选举的形式登上总统位置。

为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他在就职后立即进行立宪工作。为此，在民国二年（1913年）《天坛宪草》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了多年议而未决的《中华民国宪法》。13章141条的宪法条文，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10日曹锟宣誓就职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在《天坛宪草》的基础上主要增加了“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该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在内容上相较于以往宪法性更为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诉求，但因为曹锟的贿选行为，该部宪法自其颁布以来就被称为“贿选宪法”，受到了国人普遍的唾弃。但这部宪法体现的民主宪政精神在以后的宪法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立宪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主词条：临城劫车案

民国十二年（1923年）5月6日凌晨，以孙美瑶为首的“山东救国自治军”千令人在津浦线临城和沙沟站间，颠覆了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别快车。中外乘客百余人被掳至抱犊崮，其中有外人26名，英人罗斯门被击毙。

由于事件涉及在华诸国侨民的生命安全，“临城劫车案”成为颇为复杂的外交问题，外人对此甚为重视，称其为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成为曹锟入主北京政府前后碰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该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5国驻华公使先后两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议。日本虽无侨民被掳，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5月9日，5国公使再次照会北京政府，限今3日内救出被掳外侨，否则每隔24小时须增加赔款若干。由于北京公使团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以免危及被掳外侨生命。实际掌控北京政府的曹锟面临“使团责难，外交日亟”，不敢轻举妄动，北洋政府被迫与该部土匪进行谈判。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6月上旬签订条约，孙美瑶所部土匪接受政府招安，被改编为山东新编旅，由孙美瑶任旅长。而被虏的中外人口也相继被释放。

临城劫车案虽告一段落，但北京公使团在8月10日将由16国驻华公使署名的照会递交北京外交部，要求赔偿被害人损失；敦促中国政府速命地方军政长官“各出其最优军队及最严厉之办法，为治匪之用”，并“改组特别中国警察”，“由外国武官监督”，要求惩处山东督军田中玉、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津浦路警务处张文通、随车巡警队长赵德朝等“失职”军政官吏及津浦路局职员等。由16国驻华公使联合递交照会，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之首例。照会不仅提到《辛丑条约》，而且所提要求也和《辛丑条约》关于惩办与事件有关官员的规定有些相似。

北京政府一方面深感局势严重，另一方面又认为公使团所提要求是不公正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在与使团交涉中说明，“这一不幸事件并不是由中国国内哪一个排外活动引起的，而是那个地区的武装不法分子的一次纯粹强盗行动。而且事件发生的地区实际上是个无人居住的山区，在这里，很难保证不发生这类偶然事件。”因而“这个事件与1900年义和团动乱之类的排外运动完全不同”。9月24日，北京政府复照北京公使团，表示“愿本优厚之精神，给予公平之偿恤”，但对每星期累进加偿表示异议；对于“改良路政”，表示本国政府决意自动进行，但不能接受外交团拟议计划；对于“惩罚”，表示将依照法律处理，派兵“剿匪”。

其时，正值曹锟贿选总统成功，急盼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庆贺新总统就职。各国公使便以惩办田中玉作为先决条件。曹锟无奈，只得命外交部于10月13日将惩办田中玉一事照会各国。15日，他下令准田中玉辞职，并裁撤山东督军职位，同时授田中玉为上将军，许其体面下台。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再次质问北京外交部，指责升授田中玉为上将军，不是惩办而是奖励，限北京政府48小时之内撤消此令，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于新政府的态度，但曹锟对此不予理会。

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民国八年（1919年）和民国九年（1920年）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以期获得中国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苏俄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的财产都无偿地归还中国，自动放弃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关税协定及庚子赔款等。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来华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问题，但因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双方的分歧，结果都无功而返。

在此情况下，曹锟督责外交部再开谈判。外交总长顾维钧在曹锟的坚决支持下，坚持维护主权的立场，使得加拉罕终于改变策略，转而采取和解的方针。经过一系列磋商后，双方在最终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达成协议，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中苏两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曾任曹锟政府外交总长的顾维钧认为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他说：

我曾亲身接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衷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吴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愎、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锟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

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囚禁的冯玉祥多次表示 “曹大帅是好人，但用人不开大门”“曹使为人忠厚，可惜用人不当”“曹使是光明磊落之人”“平心论之，曹尚不失为好人，可惜用人不当耳”。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曾经评价：“另一方面，张作霖正在争取曹锟反对吴佩孚。但是，曹锟虽然可能是个傻瓜，他的幕僚却非常聪明，……。”

在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的训令中，重庆国民政府评价：

故陆军上将曹锟息影津沽，抱道自重，比岁以来，值寇势之方张，遭奸佞之叵测，威胁利诱，逼迫纷乘，而该上将正气凛然，始终峻拒，不挠不屈，通国具瞻，且於痰革弥留之际，悔悔以抗战胜利为念，忠诚纯笃，志节昭然，尤见军人之风范，足垂奕祀之清芬，今者老成永逝，轸悼殊深，允宜明令褒扬，式资当世模楷。

革命者沈亦云曾回忆道：“曹虽系不读书武人，然性忠厚。”

据陈之藩回忆，胡适曾询问他曹锟的长处是什么，陈之藩回答是“贿选”。胡适听后，却很严肃地说，曹锟的长处是公平。因为他公平，所以提拔出那么多走卒式的将领来。

外交家顾维钧在曹锟政府曾任外交总长。后来在回忆录中，顾维钧说与曹锟的接触中，有一件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了解到曹锟为何能从一个普通士兵上升到总统位置。一次，与顾维钧同处内阁的“保定派”交通总长吴毓麟、税务督办高凌蔚、陆军总长陆锦等人，反复向顾维钧要求任命黄荣良为驻伦敦公使。顾维钧表示黄荣良虽有外交经验，但作此任命还需慎重考虑，因伦敦公使是个很重要的外交岗位。但三人反复向顾维钧运动，并希望曹锟能与顾维钧商量。但当曹锟听完吴毓麟的陈述后，当即沉下脸来，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事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出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由于曹锟回答干脆，其他人遂不再作声。

顾维钧回忆道：“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并没有对总统提过黄的任命委托，也没有向他解释过对这项任命需要花时间考虑的理由。但他能立即作出判断，认为他们不应该干预。在这些行动上曹总统表现了他的性格。每当他任用一个他认为胜任的人，他就放手让他拥有充分的办事权力。换句话说，他信守这个原则：‘用兵不疑，疑兵不用。’我认为他处人处事的方式给人印象深刻。”

据历史学家蒋廷黻回忆，有一次他问曾与直系军阀孙传芳在政治上合作过的学者丁文江：“那个自封为大总统的曹锟怎么样？他凭什么能当大总统？”丁文江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说完，丁文江反问蒋廷黻：“如果阁下是那名士兵，遇到这种类型的长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对曹锟的感受一样？你能不忠于他吗？能不感恩图报于他吗？你能不觉得他是个可依靠的人吗？”

据《睇向斋秘录》载，曹锟性格急躁易怒，素来有“疯子”的名号，与他人一言不合，动辄说要“打嘴巴”“打屁股！”其任第三镇统制时，有人密银告某军的机械官营私舞弊，曹锟大怒，马上派人将其逮捕，亲持军棍击打数十下。不久后，曹锟知道营私舞弊事出仇者诬告，纯属莫须有，于是晋升那位机械官为管带，还安慰道：“我轻信他人之言，打了你的屁股，实在抱歉！现在你的屁股已经消肿了吗？谚语说‘越打越发’，我已经升了你的官了。”

曹锟晚年病情好转后，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曹锟晚年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而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

生活在如此环境中的曹锟，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表格参考资料）

曹锟晚年以书画自娱，最后倾情于佛教。其书法从颜真卿出，颇有颜体和魏碑的味道，笔画粗重，善用方笔，结体不失奇险，苍劲挺拔，所书写作品以佛家言语居多。寓居河南开封龙亭时，还以画梅自遣，自号“乐寿老人”。今有部分书迹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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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锟“贿选”一事，当时的国会议员、历史学家陈垣曾有一番解释，说自己领到的5000元是补发历年所欠国会议员的岁费。现当代也有学者从“贿选”指控的法律证据角度做过辨析，认为对曹锟的指控材料尚存瑕疵，要坐实行贿，还需寻找信实的证明材料。

“曹家花园”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五马路、黄纬路，原系买办孙中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所建。民国十一年（1922年）转卖给曹锟后又大兴土木，增建廊庑、亭池、岛榭，建成一座豪华的园林别墅。占地面积200余市亩，楼、平房4000多平方米。曹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迁走，将曹家花园卖给宋哲元主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将公园改为后方医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部仍利用日本后方医院设备作陆军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改为解放军254医院，院内部分建筑设施已拆改建成新楼，但园中旧貌尚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