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赫列斯达可夫还不顾道义廉耻，向市长夫人求婚未遂转向市长女儿求婚。他长篇谬论地发表他的婚姻理论：婚姻是不分长幼的，他认为追求快乐并没错。赫列斯达可夫的伦理道德是多么的低下，光明正大地勾引市长的妻子和女儿。还认为是一件很合情合理的事情。他表面上一派正人君子的模样，实际上是一个浅薄鄙俗的小人。

赫列斯达可夫真挚诚实，面对官吏们对他大献殷勤，他毫不掩饰爽快地收取自动送上门的钱财，还会在各政府部门为他举行欢迎仪式时，公然地说明自己“好吃”、“寻欢作乐”和赌钱的“本领”。但是他还有机关算尽的另一面。他并不满足收取诸公主动奉送的财物，同时还想方设法地编造各种理由来骗取各阶层人员的钱财，肆无忌惮地搜刮他们的钱财。一些商人前来表示对市长不满的情绪时，他也同样乘机搜刮了他们的钱财。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向所有人提供口头上的保证。最后他打算逃离的时候，还不忘向未来岳父借400卢布才登上马车。

赫列斯达可夫怯懦可怜却骄横任性，仪表斯文却思想肮脏，真挚诚实却机关算尽。他可怜、可悲、可恨、可笑。在作者果戈理笔下，赫列斯达可夫是一个形象丰满，富有代表意义的典型的彼得堡贵族。

市长也是剧中的主要人物，起到贯穿全剧的作用。他聪明机灵、自私自利、愚昧荒唐。

当他收到密探传来收到钦差大臣私访的消息，他立刻命令官员们采取紧急应对措施：要求福利院的督察为病人做一些干净的帽子，在病床，床头挂上一些用拉丁文写的标牌；要求法官把法院前厅中的鹅赶走并取走在审判大厅中晾晒的旧衣服；要求学校督察监督教师的仪表，因为有的教师有脸部肌肉抽搐的怪癖；要求邮政局长不要只是抽查信件，而是要抽查所有经过他手的信笺，以便发现那些不满的商人是否有揭发的内容；同时也要求扫清街道，运走垃圾，拆除破旧的栅栏……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难，他能镇定有条不紊地分配工作，他的领导能力是毋庸质疑的。深一层来思考，我们就不难明白他为什么平时工作雍拥懒散，却还能稳保市长宝座。充分体现了他狡猾过人的特性。

面对赫列斯达可夫公然向自己妻子和女儿求婚这一事件，市长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这是个平步青云的好机会。他并没有追究赫列斯达可夫向自己妻子求婚这一丑事，也不征求女儿的意见，没有真心为女儿的终身幸福着想，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业和前途。爽快地答应了赫列斯达可夫的求婚。与其说赫列斯达可夫不知廉耻，倒不如说市长更加厚颜无耻。

当邮政局长说出了钦差大臣是假的时候，市长怎么说都不相信，市长一连说“您说什么？您说什么？什么信？”，一连串的发问都是为了掩饰其内心的恐慌，因为他在假钦差大臣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成本，特别是把女儿许配给了这个能给他带来飞黄腾达的“金龟婿”。当幻想不能成真时，市长还发出了要逮捕传达假消息的人这样荒唐的命令。

果戈理通过对市长的描写，影射了当时俄国外省官员的欺上瞒下、腐败颓靡的生活作风和狡猾奸诈、老谋深算的特点。

邮政局局长也是剧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好奇心强却又胆小怕事。邮政局长截住一封赫列斯达可夫寄出的信，带到市长面前时，激起了市长要逮捕邮政局长的冲突。当邮政局长说出了钦差大臣是假的，市长大发雷霆地责骂邮政局局长的时候，邮政局局长的心情是极度紧张的。他不仅仅在被市长责骂的时慌张，就在 “截住——拆开”信的过程中也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推动着我。……迷迷糊糊的全看不见啦”，这一大段的台词看出了邮政局长的好奇心极强，而又胆小的特点，虽然他明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不能战胜好奇心，偷拆了信件。邮政局局长的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是当时俄国外省小官吏们共同的特点。他们利用自己拥有的权力来做一些超越法律的事情，但是却又害怕被发现。

果戈里从1834年开始写作《钦差大臣》。1835年10月，果戈里给普希金写了封信，信中他表示很想创作一部新的喜剧，在这部喜剧里他要将他当时所知道的俄国的一切好事，将最应该主持公正的地方和场合所出现的所有不公正的事情统统集中起来，一起加以嘲笑。他要求他的挚友能在喜剧题材方面给予帮助。普希金一直热心地帮助果戈理，他把自己耳闻目睹的一切的官场上的趣闻轶事统统告诉结果戈理。这些富有辛辣趣味的故事就是果戈理著名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最原始的素材。1835年底，果戈理完成了《钦差大臣》的初稿，1836年4月19日，《钦差大臣》在被得堡的亚历山德拉大剧院演出。在1842年才完成最后定稿。

果戈里在《钦差大臣》以现实主义手法，深厚的功底和灵活的文笔，刻画了一系列俄国官僚的典型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的本质特征，将俄罗斯所有的丑恶都暴露了出来。故事以人为的一场误会而展开，似乎过于戏剧性，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忠原形，从而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动。该剧是整个俄国官僚界的缩影，堪称戏剧史上的里程碑，对俄国和世界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

果戈里刻画了以市长为首的贪官污吏集团的丑恶面口。作家强调说，每个登场人物的恐惧被此各不相同，内于每个人所犯罪悲大小不同，所以他们惧怕和恐怖的性质与程度也有所不同。他们各自以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官僚社会的精神面貌。但整个剧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小说的主人公赫列斯达科夫也是个虚伪的家伙，“连无聊的人也称他为最无聊的家伙”，他简直是个吹牛行家，吹嘘得漫天浸地，最后连自己都相信自己的话是真的。他不过是来自京城酒馆里的花花公子，既轻浮又极其庸俗，不过是一时的偶然巧合而被误认为钦差大臣，他却严肃而认真的扮演了这场戏。果戈里对演员曾提有这样的要求：有点傻，所谓是没有头脑的，扮演这个角色的人越是显示出坦率和单纯，就越能演得好。赫列斯达科夫“坦率和单纯”的虚伪、无聊，他坦然的利用了大家的慌乱，陶醉在自己的谎言和舒适的生活中，在骗了足够的“贿赂”后逃之夭夭了。

喜剧中的市长是典型官僚形象，他当官当了30年，老奸巨滑，贪污成性。他自己说他骗过三个省长，骗子个的骗子都上过他的当。他用各种名目敲榨勒索老百姓的钱财，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捞取钱财的机会，城里的其他官吏没一个是好人。法官、督学、慈善医院督办、邮政局长乃至贵族绅士，全都是对其极尽阿谀巴结之能事，对下欺压百姓。法官一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慈善医院的院长阴险毒辣；教育局长是个酒鬼，每天喝得烂醉；邮政局长专门偷看别人的信件。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果戈里在创作这些人物时，并没有将这些形象过于抽象化、类型化和滑稽化，而是力求真实．符合现实情况，这就有了些自然主义的特征。

果戈里在剧中赋予一个潜在的正面形象，这个正直的、高尚的形象，就是“笑”。“笑”是剧中唯一的正面形象，它贯穿全剧始终，在人们的哄堂大笑小彻底撕下了一切人的面具。对果戈里来说，“笑”是具有社会会意义的。他的“笑”是一剂良药，能够治愈人心灵上的疾病；他的“笑”是一种武器，能清除人内心的罪感；果戈里要用他“笑”告诫人们，帮助人们完善自己。但是这个“笑”却是含泪的笑”。因为所有的笑最本质的来源都是建立在让人掉泪的真实现实背景之上的，这个“笑”带有极大的讽刺性和批判性。

果戈里笔下的人物语言具有高度的个性化特色，片言只语就能揭示出人物性格及其倾向来，达到自我暴露或对比别人的作用。在《钦差大臣》里，剧小人物的话完全是个性化的，是原滋原味的生活语言，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自我暴露。例如当市长因为赫列斯达科夫向自己女儿求婚，自以为有了靠山而大做其将军梦时，他感慨：“他妈的，当将军真够威风：有人替你在肩膀上挂绶带！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说哪种绶带好，大红的还是黄色的？”当他的同僚来祝贺这门“亲事”，并从中大拉关系时，有的对他说：“将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譬如说：公事上有什么需要，务必请您多多关照。”有的说：“我要送小儿进京候差，务必请您像老子照顾儿子那样照顾他。”市长好像是立刻就要赴京授职的将军，趾高气扬地回答说：“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在这些直接引语当中，市长的贪婪、趾高气扬一览无余。从语言表达层面来说，语言生活色彩比较浓，且极易于表演。

《钦差大臣》中的许多固定用语，甚至是人物的名字也富于形象而具有情感色彩，表现力强，手法简洁，内容凝练，因此很快流传开来，成为耳熟能详的成语，在口语、文学作品、政论作品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钦差大臣》中活灵活现、出神入化的成语大大增强了该剧的讽刺意味，这些成语有助于读者认识一百多年前俄国的社会面貌。

《钦差大臣》被称为讽刺戏剧具有其原因。在戏剧中作者用讽刺和夸张，运用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和典型环境的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果戈里通过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达到讽刺的目的。比如，他通过作家的直接评述或人物的肖像、言语特征和生活环境的细节描写来揭露主人公的官僚外表的高贵体面与道德鄙俗堕落之间的矛盾；在《钦差大臣》中，这些官员们表面上城府认真，但内心却是各怀鬼胎。作家为了最充分的展示他们的真正灵魂面貌，将生活的小细节加以夸张，使其极端化，把他们描写成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样子，以此来突出表现那些现象最本质的特征，比如作家在刻画赫列斯达科夫这个形象时，有意夸张他的浅薄无聊和吹牛撒谎的特征。应该说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这样的人的，看似不可信，令人捧腹，但仔细想来，却能感到字里行间的深切的痛。因为“脸歪莫怪镜子”，所用的讽刺、夸张都是具有艺术真实性的。

果戈里在喜剧一开始采用了渲染手法，第一句震穿人们耳膜的台词台词：先生们，我召你们来是为了宣布一条倒霉的消息：‘钦差大臣’到我们这里来了。”市长的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人，人们纷纷发出具体行动以示慌张。“是的，钦差大臣，”市长提高声调说，“是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微服巡视的官员，而且身负秘密使命。”渲染出当时紧张的氛围。使读者进入了紧张的状态，勾起读者的关注。

在作品中作者较多地采用了对比、衬托和反衬的修辞手法。例如，赫列斯达可夫肆无忌惮地是搜刮钱财，他的仆人对事态的发展表示担忧，建议他及早远走高飞。赫列斯达可夫像往常一样，毫不在乎，他想先给圣彼得堡的朋友写信，叙述他的奇遇。这里用仆人的着急和赫列斯达可夫的不急作鲜明的对比，更好地体现出赫列斯达可夫的荒唐和不可理喻。

作者善于运用独特的心理描写具有个性的语言来衬托人物的性格特点。当信全部读完时，大家才各自说出了自己受骗的情况，而市长的反映最强烈，市长说“完了，完了，什么都完了！”，进而“敲打自己的前额”，这里作者运用了心理独白的手法，道出了市长自己的老底，没想到自己骗了别人一辈子，最后却栽倒在一个赌徒的手里，这是极大的讽刺！接着市长的一大段台词“（发怒）订婚！订婚是扯淡！……谁先说他是钦差大臣的？回答我！”写出了市长的气急败坏之余，还不忘要揪出罪魁祸首的人。

作者还别出心裁地用反衬的手法来描写了官僚们的性格特点。法官的职责是维护社会公正，但是他却玩忽职守；慈善院院长的职责是宣扬慈善精神，但是他却阴险残忍；督学的职责是传播科学知识，但是他却胆小愚昧；邮政局局长的职责是保证信件安全传递，但是他却偷拆信件。这些非正义的行为恰恰出现在正义的权威代表身上，这样能更有力地讽刺社当时俄国社会管理阶层的混乱和可笑。

此外全文开头传来钦差大臣微服私访的消息，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和结尾传来钦差大臣是假的，真正的钦差大臣即将到访的消息，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首尾呼应。这样描写能更好地强调主题，加深印象，引起共鸣。

普希金所说：果戈里《钦差大臣》描写人物，只需寥寥几笔，就可以把各类人物的嘴脸和内心动态勾勒得活灵活现，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

赫尔岑高度评价《钦差大臣》这部惊世之作，称它是“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

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则说：“《钦差大臣》你们无论看过多少遍，尽管你们已有所准备，可还是要被它的结尾深深地吸引，被它惊人的美、感染力、非凡响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形式以及充满灵感的舞台意图所吸引”。

郭沫若指出：“果戈理尖锐的讽刺是有名的，在他笔下的官僚、地主及市侩商人的形象，都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和典型性，因而在任何时代里，只要剥削制度尚未消除，人们就不能不遇到果戈理的人物。”

茅盾也指出：“从《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的活生生的形象，中国读者会联想到自己国家内昨天存在着的或今天也还存在着仍那些不劳而获、惟利是图、荒淫无耻、卑鄙险诈的剥削者和寄生者、地主和官僚。”

《钦差大臣》的上演像一枚重磅炸弹，震动了俄国社会。然而，这部喜剧却受到了沙皇和当局的猛烈攻击。《钦差大臣》首演当天，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彼得堡的权贵都去观看。沙皇陛下一行是来剧院开心的，但是越看越不是滋味，才明白是被作者愚弄了。演出结束后，尼古拉一世走出大厅时说：“所有来看戏的人都挨了骂，我挨得最多。”

在当时，批评的文章多于赞扬的文章，这使果戈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反对者曾以《钦差大臣》故事内容不真实理由来批评剧本思想的真实性，反对者指责说：“《钦差大臣》基础不真实。”他们说俄国没有一个城市会有这么一群可怜虫，他们翻开贸布洛夫斯和阿尔谢尼耶夫（当时俄国著名的地理学家）的著作、把大俄罗斯、小俄罗斯、西部各省和东部番省所有的县都一一考察过了，得出一个结论：俄国没有这么一个城市。而且他们还说“喜剧里没有正面人物，只表现人的恶习和愚蠢，没有一个人物使智慧和心灵能够避开愤怒和厌忍而得休息；没写出人类的光明面来对观众进行道德教育”等等。

《钦差大臣》的公演遭到了沙皇政府和反动文人的诽谤和攻击，这使思想本来就很矛盾的果戈理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他决定离开祖国到德国和瑞士继续他的文学创作。

《钦差大臣》标志着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成熟阶段的开始。在此之前，俄国喜剧有过冯维辛的《纨绔少年》以及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等：在别林斯基看来，这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喜剧。

《钦差大臣》是是俄国第一部真正的喜剧，也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一反当时俄国舞台是毫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社会主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并以典型生动的形象和紧凑的情节以及深刻犀利的讽刺，跃居当时世界剧坛的前列，剧本题词“自己脸丑，莫怨镜子”形象的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果戈里没有设置一个正面人物，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终他们都受到了惩罚：他们内心的罪恶感被良心征服，在观众面前一览无余。

他的剧作《钦差大臣》，不仅标志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喜剧发展的高峰，而且为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戏剧创作指明了一条现实注意道路，剧本《钦差大臣》同时标志着果戈里的现实主义的讽刺艺术已经完全成熟。

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亚诺夫斯基（英译：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Anovskii），笔名果戈里（俄文：Гоголь，英译Gogol）是俄国批判主义作家，善于描绘生活，将现实和幻想结合，具有讽刺性的幽默，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死魂灵》（或译：《死灵魂》）和《钦差大臣》。

果戈理成长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当时为沙皇俄国的辖地，故读者一般将其称为俄罗斯作家。

果戈理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与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以其创作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和讽刺倾向。他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尤其显著，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6）中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理创作的重要影响，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