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然而兼权尚计，明于任使，恭俭爱人，则其始之所以兴；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忘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于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虽其事已浅，然亦各施于一时，皆学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当时之士，自争夺诈伪，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于坏乱之中，苍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于其间。若此人者，可谓笃于善焉。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见于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

盖此书成之既难，其后又久不显。及宋兴已百年，古文遗事，靡不毕讲，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岂非遭遇固自有时也哉！

臣恂、臣穆、臣藻、臣觉、臣彦若、臣洙、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陈书》与《梁书》相同，也是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然而《陈书》中，仅本纪中有两篇姚察的史论，其余皆为姚思廉自己的创作。

宋代曾巩《陈书目录序》记载:“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传父子，重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由此可知，《陈书》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的结果。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绰的《陈书》3卷等。

《陈书》成于姚思廉之手，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两代撰成。《陈书》的编撰，始于陈代，姚察即参与其事。姚察以史职参与，由于陈亡之故，《陈书》未成而辍。隋代，姚察又受命撰修梁、陈二史，未成而卒。唐兴，天下初定，令狐德棻倡议修前朝史，唐高祖遂于武德四年十一月诏修魏、周、隋、齐、梁、陈六朝史。当时受命撰修陈史的有窦进、欧阳询、姚思廉。由于种种原因，数年而不就。至贞观三年(629)，唐太宗重诏修撰，姚思廉奉敕撰梁、陈二史。贞观九年，成《陈书》。

《陈书》虽成于姚氏父子，但前人之功不可没。刘师知《史通》云：“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绰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为顾、傅所修。太建初(宣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编续奏，而依违荏苒，竞未绝笔。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二史。于是凭藉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可见，《陈书》的修撰，除了姚氏父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外，也有他人之功。

尽管《陈书》的不当之处不少，但它仍在二十四史之列，足可说明《陈书》是瑕不掩玉，至少是瑕玉互见的。《陈书》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成于姚氏父子之手，姚氏父子曾仕于陈，对陈朝之事亲身经历，虽成于唐，但可以说是当世人写当世事，是现存比较好的原始记载。其二，纪传中大段甚至全文保留诏令、奏疏，保留了陈代的不少作品，对于窥视陈代文风及典章制度，有较大参考价值。其三，《陈书》以及《梁书》的行文风格，是对六朝文风的变革。散文或古文的倡导与重振，以唐中叶和北宋时期为主，姚氏父子在陈末唐初已开其先河，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历代史家对它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非但不能与前四史相提并论，而且在唐八史中也算不得上乘。主要因为《陈书》自身的缺点所致。

首先，作者的唯心主义史观。在撰述王朝的盛衰和帝王将相的得失成败时，以宿命论的观点，强调“天意”和“历数”，认为王朝的兴衰，“大人物”的成败，都是神意的体现或某种神秘力量的既定安排。在记人记事时，承袭前代的阴阳五行、图谶灾异的陈腐思想，对奇异传说、鬼怪奇闻、相面望气、因果报应，着力渲染。姚察是位佛教信徒，习佛法，读佛经，临终犹正坐诵佛。姚思廉虽不见有其父之佞佛行为，但对佛事也不加排斥。因此，在《陈书》中，对佛事的记载尤详。这虽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但姚氏的崇佛思想，使得他们对佛事的记载充满了感情色彩，并用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作为对历史人物的总结，则有失偏颇。

其次，体例有疵。《陈书》的体例，看似严谨，细加分析，其中欠妥之处仍不乏时见。在人物立传方面，凡陈氏子孙，不分贤愚，人人立传，使《陈书》成了变相的陈氏族谱。在人物的归类方面，颇有不当之处。

再次，多溢美、隐恶、讳过之笔。姚氏出身庶族，对此他特别忌讳。其父历仕梁、陈、隋三朝，功名显赫，隋代封为北绛郡公。在《姚察传》中，姚思廉洋洋洒洒用了三千余字来记述，详叙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及察之逊谢等词，事极琐屑，极尽文饰之能事。而对其祖父的记述则简而又简，含糊地说：“父上开府僧坦，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详略之间，出入极大。之所以如此，缘于其祖父只是梁时太医正，仅因医术精明而受梁武帝看重。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技艺为士林所不齿。姚思廉以士林标榜，而轻视祖父之业。

隐恶讳过之处，多处可见。如，《世祖本纪》及《衡阳王昌传》对世祖夺嫡、谋杀高祖子衡阳王陈昌一事的记载都极为简单，并隐瞒真相，说是侯安都请缨前去迎接衡阳王，衡阳王溺水而死。又如陈高祖篡梁一事，《南史》载为：“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日：‘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而从《陈书·高祖本纪》中绝对看不出逼夺之迹，刘师知本传中也找不出一字涉及此事。如此隐恶讳过，有违事实，《陈书》得不到史家赞誉，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陈书》交代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总结了陈朝之初与陈朝之末“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的历史教训，给后人以有益的警戒。如《陈书·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天天陪同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这些为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元所撰《梁典》的序文，史学价值很高。虽然《梁典》已不存世，但今人可从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是史学上宝贵的思想遗产。

《陈书》与《梁书》一致，一反六朝以来骈俪对偶的颓靡文风，给人以清新之感。清代史家赵翼评论:“世但知六朝之后······而岂不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对于姚氏父子改变六朝文风的功绩给予了肯定。

在编次上，《陈书》较之《梁书》更加严谨、合理。《陈书》也有不足之处，《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逊于《梁书》。《陈书》的列传在写法上遵循固定的程式，这是当时史书内容空泛、乏味的真实反映。另外，《陈书》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的列传就占去11卷。《陈书》有刻意为统治者避讳之嫌，如《陈事·刘师知传》中，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未提。

《陈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宋四川眉山本。通行的版本有百衲本、开明书店本和中华书局本。

百衲本的意思是指原书的底本不是一套，而是由很多不同的版本凑成的，但所用的底本比较珍贵难得。《陈书》采用的底本是南宋四川眉山本，刊刻较精，学术价值更高。

开明书店本。抗日战争前，开明书店印过1套《二十五史》，这套书是精装铅字排印本，装订得比较经济，虽由于字体过小，只宜于翻检，不便于阅读，但在每部书后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对初学者很有用。就《陈书》而言，书后附有关《陈书》的异本、考证质疑者、增补整理者、赏析评论者、博闻广征者，对进一步研究《陈书》极有参考价值。

中华书局本。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在北京、上海两地聘请全国史学专家，分别对《二十四史》进行校勘、整理和标点工作。《陈书》分以百衲本《陈书》为底本，取校的本子有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择善而从，还参考了《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考异》的有关部分。在汲取前人成果方面，利用了张森楷、张元济两种校勘记的稿本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并重编了《陈书》的总目，《陈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于1973年出版。

《陈书》问世数十年后，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其所著《史通·古今正史》中，对《陈书》的编纂经过、史料来源及流传情况都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他虽未对《陈书》作任何评价，但《陈书》在其心目中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五代刘晌等奉敕撰写的《旧唐书》在《姚思廉传》中，对《陈书》的成书过程作了叙述，对姚思廉“推究陈事”、“编次笔削”之功给予充分的肯定。

宋代，《陈书》的流传仍不甚广，对它的研究和评价只限于少数鸿儒硕学。宋祁、欧阳修在所著《新唐书·姚思廉传》中，对姚思廉“推究综括”之功予以肯定，并称赞姚思廉之文笔为“治世华采”。

由于《宋》、《齐》、《梁》、《魏》、《陈》诸书传布不广，馆阁所藏又往往脱误，所以，北宋嘉佑年间，开始对上述诸书进行校定。《陈书》由著名学者曾巩负责校雠。他广罗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之藏书，于嘉佑七年(1062)冬开始“相校”，于嘉佑八年(1063)七月始完成。曾巩的校雠态度严谨认真，“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书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在曾巩看来，虽然“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仪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却向我们展示了陈“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陈书·曾巩陈书目录序》)是我们研究陈朝历史兴衰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曾巩对《陈书》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经过校定，《陈书》于徽宗政和年间颁之学宫，然民间传布尚少。靖康之乱，中原沦陷，南北朝各史书几亡。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学官求当时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未被兵，所颁史书颇有存者，却往往亡缺不全，收台补缀，命眉山刊行。这就是后世所传眉山七史，《陈书》亦在其中。

《陈书》在南宋虽经刊行，流布仍不甚广。著名目录学家和藏书家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皆提及《陈书》，但都没有具体的评述。倒是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对《陈书》作过不少评论。《习学记言序目》是叶适的读书札记，他通过评论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表达他的政治、经济和伦理思想。叶适读《陈书》的札记，重视人力在政治、军事中的作用，颇多令人深思之处。

另外，宋人对于《陈书》的研究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宋史》卷203《艺文志·史钞类》著录周护《十七史赞》30卷、《名贤十七史榷论》104卷，《宋史》卷207《艺文志·类事类》著录吕祖谦

明代尤其是清代，人们对《陈书》的研究更细致更深入了。这些研究按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陈书》考证质疑的，一类是关于《陈书》增补整理的。前者包括清牛运震《空山堂十七史论》15卷，清李贻德《十七史考疑》，清钱大昕《诸史拾遗》5卷、《十驾斋养新录》23卷(包括余录)，清杭世骏《读史然疑》1卷，清张烩《读史举正》8卷，清洪颐煊《尝诸史考异》18卷，清宋书升《二十四史正讹》、清桂馥《札朴》10卷；后者包括清万斯同《譬陈诸王世表》1卷、《将相大臣年表》1卷，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12卷，清杨守敬《陈疆域图》1卷，清侯康《补陈书艺文志》1卷，清汤洽《补陈书艺文志》1卷。当然最负盛名的还是清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近人研究和评价《陈书》的主要有余嘉锡、张元济、钱基博、罗振玉、李慈铭等。

余嘉锡著有《四库提要辨证》，这是一部系统订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类错误的专用工具书。作者撰写此书时，前后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述的部分图书，从内容、版本到作者的家世生平，都作了详实的考察。其《史部一．正史类》对《陈书》的修撰过程、史料来源、断限等，都作了精致的辨证。

张元济著有《校史随笔》。该书对《陈书》多所校勘，包括《避陈讳及唐讳》、《卷末疏语》、《大予太子》、《蹬哥歌》、《钱氏考异可信》、《时本误补墨丁》，可资读者参考。

王利器编纂的《越缦堂读书简端记》中，记有李慈铭读《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的笔记，涉及《陈书》的有两条，罗振玉著有《陈书酙议》，钱基博著有《古籍举要》，对《陈书》有所评议，颇有参考价值。

关于《陈书》的工具书主要有《廿四史传目引得》、《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南朝五史人名索引》。

姚察(公元533年—公元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人，南朝历史学家。

姚思廉（公元557年～公元637年）字简之，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

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公元629年)，奉诏撰梁、陈二史。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