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阻禹《读史方舆纪要序》“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者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于死。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

顾炎武《天下郡田利病书，河套序》“河套地迥迥占千里，其土肥沃，可耕粟，三面组合敌难入，面战可防守。”

明廷从洪武开始，明朝就一直让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没想着去搞明白这个最近的邻居实际政治生态到底如何，甚至对绵延两百年的对手蒙古察哈尔部，明朝方面的记载也是各种糊涂账，大明直到灭亡，真正知夷务的高级官员寥寥，实在令人吃惊。

至宣德初，三卫对明辽东边疆进行着零星的抢掠，当时辽东守将上书宣宗希望能“掩击之”③，宣宗一直未予准奏。但同样的入侵发生在九月宣宗巡辽东边疆之时，忍无可忍的宣宗派兵遣将从喜峰口一直攻打到会州，据《明宣宗实录》记载此次战役成果颇丰“获其人口、兵器、马匹、牛羊、瑙重，不可胜计。腥擅荡涤，边境肃清。”①但从接下来《实录》的记载，三卫之人自西边的宣府至东边的辽东都有侵扰的举动，表明对宣宗亲征三卫结果的评价为夸大誉美之词，不可尽信。

宣德五年(1430)，和瓦剌对抗多年的阿鲁台及其所立的阿台汗为脱欢所败，由原居地克鲁河中下游一带南逃，避于明蒙边境地区，所部除一部分归附明朝外，大部散居于辽东至大同边外。明廷在宣德六年得到“阿鲁台败北，部曲离散，多于近边假息②”的奏报。阿鲁台败北南迁造成的后果，除了造成明边疆地区军事压力增大外，另一个后果是以前隶属于它的朵颜三卫背弃它，转而投靠当时的胜者脱欢，加入到追剿南迁的阿鲁台的行动中。

正统八年(1443)十月，三卫又犯延安。正统九年(1444)正月，英宗救守备独石、永乐左参将杨洪，“去冬兀良哈往延安一带抢劫，春暖必回，尔(杨)洪其选所部精锐往大同境外黑山迄北等处截杀。⑦”二月，杨洪等“于逸西地名以克列苏等处俘斩兀良哈安出部下贼，夺回虏去人畜、器械等物。⑧”这次战果应是正月英宗命杨洪在独石等地做好截杀三卫准备，带来的效果。可见，此时对河套地区的侵扰均出自兀良哈三卫。

认真爬梳史料，我们会发现，的确在“土木之变”以前就有了蒙古部落南迁的零星记载，三卫南迁是其南迁行动的一部分。而“土木之变”时英宗御驾亲征只是明廷对蒙古各部落逐渐南迁带来威胁忍无可忍的一种积极回应。

对明朝政治来说，土木堡之战算是一个分界线。不过单就明蒙形势而言，反倒数年之后也先被杀，瓦剌就分裂而转而向西、压迫察合台人，蒙古诸部相互攻伐，朱祁镇复辟后杀了以于谦为首的武将功臣导致明军一直未能恢复战力，坐视达延汗在16世纪初完成中兴。草原上再次出现与中原对峙的强主，要到15世纪末小王子与明交恶的时候了。

就征兵制度来说，唐朝的府兵+募兵体制是比较成熟的，而明军的世袭军户制度简直是一次性的制度，而募兵行动到景泰间才大规模展开。而明朝北边战争的方向少，宣德、正统的和平正好让政府采取了得过且过而非改弦更张的态度。唐军到出击漠北的能力至少持续了一百多年。而明朝只有五十多年。土木之变确实损失大，但也先死后蒙古诸部相互攻伐，明军却一直未能恢复战力，坐视达延汗在16世纪初完成中兴，这又不仅仅是土木之变的结果了。

也先称汗后，将协助自己打败阿鲁台的三卫正式安置在河外阴山脚下住牧。景泰二年(1451)，明兵部尚书于谦奏:瓦剌也先续差使臣察赤轻等言，也先差伊带领朵颜三卫达子来，因为阿鲁台和宁王的跟脚在三卫，来敢不与，著军马来收三卫。如今放回怕边上人惊，差我领他每来朝见，今三卫老小车辆尽在小黄河、牛头山一带驻扎打围等因。本部已经覆奏，同行提备”①。小黄河即今四子王旗境内的锡拉木林河。而收三卫是指在正统十一年也先曾对三卫用兵，并使三卫完全臣服的事。

于谦又奏:明方知其中一部分约三千人，“一向在柜子山屯驻，四散出没剿掠，因无官军截杀，所以益肆猖撅。”“至山西腹里保德等州、河曲等县，杀掠人畜”⑧。这与前述朵颜卫阿尔乞蛮于景泰五年(1454)六月向明廷报告，被也先逼至黄河母纳之地居住，今已率部逃回白城一带，请求近边居住之事相吻合。后明廷允许逃回的三卫部落在明边三百里以外住牧。景泰末，“北虏”入套后三卫才逐渐退出河套附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宣德至景泰年间活动于套外，经常进出河套的是兀良哈三卫各部。

“北虏”何时进入黄河河套的呢?据《明实录》记载，景泰五年(1454)北元内江，也先被杀，三卫要求近边住牧，“北虏”也纷纷南下。北元太师李来于景泰七年率部入套①。天顺元年（1457）二月和五月，孛来所部先后侵犯明朝延绥、宁夏等地，于二月又入庄浪，同年三月，明朝议搜河套而未果②。此后孛来、阿罗出部出入河套，屡屡侵犯明宁夏、延绥、永昌、庄浪、古浪、镇番等处边境。①天顺二年、五年，孛来使臣先后至明宁夏和凉州求贡⑧。可知其部落当时主要在河套及套西一带住牧。六年（1462年）,明廷为阻止孛来住牧河套，令其依旧例仍从大同入贡，孛来遣使从大同入贡后不久， 率部东行③。至成化元年（1465年）毛里孩入套④。成化三年正月毛里孩遣使求入贡，，“且言孛来太师近杀死马儿苦儿吉思可汗，毛里孩又杀死孛来，后又新立一可汗。有干罗出少师者与毛里孩相讐杀，毛里孩又杀死新立可汗逐斡罗出。今国中无事，欲求通好”⑤。毛里海击败孛来后也往来住牧于河套内，黄河结冰后踏冰入套，冰解之前东行出套。不久李罗忽等又逐杀毛里孩⑥。自成化六年（1470年）始乱加思兰、学罗忽和满都鲁等也出入河套，冰封入套，河冰解前出套。每年春季出套之后，加思兰率部属西过贺兰山，住牧于明朝甘、凉等州边外，学罗忽等则率部属经东胜一带东过黄河、经明朝宣、大边外向东北行.。成化九年（1473），明人谈及北虏南下河套的情况时说:“河套在陕西黄河之南，自宁夏至山西偏头关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其中，后以阔远难守内徙而弃之，自是草木深茂，人迹罕至。天顺间虏酋阿罗出入居之，时出劫掠。成化初毛里孩、白七加思兰、李罗忽、满都继至，初犹去驻不常。六年以后为久居计，深入诸郡杀掠人畜，动辄数千百万，岁常四三人。”①可知自景泰七年开始学来、毛里海等相继率部入河套，但是来去无常，到明成化六年以后“北虏”才开始长期活动于河套内，因此我们可以把自明景泰年间到成化六年“北虏”在套内的活动称之为“北虏”出入河套时期。

明初，太祖、太宗的武力征伐使蒙古部众不敢南下河套侵扰明边，可随着明北边防御力量的削弱，蒙古自身发展的需要，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等因素都促使蒙古部众进入河套地区。

宣德年间蒙古部众开始出入河套地区，后蒙古族首领孛来、毛里孩率部入河套，接着阿罗出、癿加思兰及满都鲁在河套地区展开不断争斗，亦思马因、达延汗进入河套地区，俺答汗等部以河套为根据地侵扰明边等活动，与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在河套地区不无关系。新的大汗即位，是要在八白室里举行仪式，祈求得到祖先亡灵的认可和保佑。河套地区就成为蒙古部众竞相登场的舞台。

蒙古部频繁寇扰明朝北边防线，使得明北部边防渐现危机中。这一过程中，明朝内部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建议，希望明能扭转北部边防态势，将蒙古部逐出河套地区，恢复明对河套的统治，具有代表性的是嘉靖年间的“议复河套”。但随着明蒙力量对比转换，明朝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收复河套了，而是如何自保了。

“河套，在中国北方居于控制之下的兴盛之地。”潘照东认为，河套地区南望关中、中原，居高临下。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控制河套，则可以以阴山为屏障，抵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保证关中、中原地区的安全。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占据了河套，则可以作为根据地，南下关中，逐鹿中原，势如破竹。如前所述，蒙古人入居河套，有生活上需要农业经济支持的原因和军事上逐渐取得漠南土地的基础，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蒙古民族内部的因素，即蒙古人相信成吉思汗曾表示愿在河套之地安度晚年的传说，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这里建立祭祀成吉思汗之所，为此不惜花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从明朝手中夺取河套。

据《蒙古黄金史纲》记载，1226年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征讨西夏，途经河套，对这里大加赞美:

主圣望见穆纳山嘴，降旨道:“丧乱之世，可以隐遁;太平之世，可以驻牧。当在此猎捕糜鹿，以游豫晚年。”②

穆纳山(Muna qan )，明代汉籍又作母纳山，即今乌拉特前旗境内的乌拉山，在河套地区。1227年，成吉思汗死于征西夏过程中，其遗体归葬漠北不儿罕山。当灵车“行至穆纳之泥淖处，循车(即灵车)之毅陷住，深达辐轴移动不得，套上各色牲畜都拽不出”，雪你惕的吉鲁格台把阿秃儿作了祷告之后，“于是翰车徐动，众庶欢欣”。深陷车轮的穆纳地方，成为蒙古人崇敬之地:

因为主圣途经此地之时，表示过赞美与欣赏，所以翰车深没轮毅;据说，向众臣庶降下了疑似之诏，把身穿的衫子、居住的房子和一只袜子，留在那里.③

《蒙古源流》的记载与《黄金史纲》的记载类似，也说当成吉思汗征西夏途经穆纳山时，“降旨云:此乃废国当隐避，太平当优游，宜猎捕糜鹿，以为老人休息之地”。成吉思汗死后，运送其遗体的灵车“行至穆纳之淖泥处所，车轮挺然不动，虽将五色人等之马驾挽，亦不能动”，经祷告后，“荤车因徐徐转动，于是群下咸感戴称奇，遂至所卜久安之地”③

从此，穆纳山所在的河套之地，作为成吉思汗生前曾经赞美过、并希望在这里安度晚年的地方，深深地留在蒙古人的印象中。我以为，尽管上述记载可能只是历史传说，但却成为了蒙古人的牢固的集体记忆，元以后祭祀成吉思汗之所的“八白室”必须确定在河套地方，应当就是这个集体记忆的反映。

所谓的传说，实际上是史实，有先例可证。成吉思汗死后归葬之地漠北不儿罕山，就是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的。拉施特《史集》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

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将那里选做自己的坟墓地，他降旨道:“我和我的兀鲁黑的坟墓就在这里!”……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颗孤树。他在树下下了马，在那里心情喜悦。他遂说道:

“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上个记号吧!”(成吉思汗死后)举哀时，当时听他说过这话的人，重复了他所说的话。诸王和异密们遂按照他的命令选定了那个地方。②

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的成吉思汗葬地，《元史》作“起荤谷”。尽管后人另有成吉思汗葬于新疆阿勒泰、葬于鄂尔多斯、葬于六盘山等不同说法，但都于史无证，完全不能得到认同。至今学界关于成吉思汗及蒙元历代帝王均葬于起荤谷这一研究成果，仍是史实确凿、无法撼动的定论。由此可见，对于蒙古人的传说，决不能简单地以“无稽之传闻”而漠然视之。

一个不争的史实是，从明中叶开始，蒙古人同明朝展开了对河套地区的激烈争夺，最终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确实落脚到了河套地方。

我们先来回顾蒙元时期在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情况。

成吉思汗去世后，对他的祭祀立即展开，祭祀活动在成吉思汗的位于漠北的四大斡耳朵里举行。《史集》载:

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每个斡耳朵都为死者举哀一天。讣闻传到远近地区上时，后纪、诸王（宾士）多日从四面八方来到那里哀悼死者。由于某些部落那里很远，大约过去三个月，他们还陆续来到那里哀悼死者。③

成吉思汗的斡耳朵自始即是漠北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元朝秘史》里被称作“斡儿朵思”( Ordos ) o①

成吉思汗的斡耳朵的地理位置与成吉思汗的葬地起辈谷相去不远，看守起荤谷(禁地)的是兀良哈千户:

在成吉思汗时，有一个出自这个部落(即兀良哈部落)的异密，名叫兀答赤，是左翼千夫长。后来，他同他的千户一起，受命守护不儿罕一合勒敦地方的成吉思汗的大忽普黑(禁地)。②

管理成吉思汗斡耳朵、负责成吉思汗祭祀、守护起荤谷的蒙古宗王，最初是继承了父亲大部分家业的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后来由忽必烈之孙甘麻刺负责。至元二十九年（1292）甘麻刺由梁王“改封晋王，移镇北边，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③《史集》对此事的记载则更为详尽:

他(忽必烈之孙、元成宗铁穆耳)把父亲遗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刺，把他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J和林去……哈刺和林， ..…以迄于乞儿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儿罕一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并由他守护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耳朵二。…谁也不许到那里，因为附近有禁地。他制成了他们（已故祖先们）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to④大德六年(1302)，甘麻刺去世，其子也孙铁木儿袭封晋王，“仍镇北边”，⑤继续行使晋王职责，直到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被拭，也孙铁木儿继承皇帝(泰定帝)。有元一代，皇帝坐镇大都(北京)，晋王则镇守蒙古本土，守护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并掌管成吉思汗祭祀之事。到明代，沿续四大斡耳朵(Ordos)一名的“鄂尔多斯”( Ordos)部，驻牧于河套之地，守护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Naiman cayan ger），而鄂尔多斯部部主的称号“济农”(j inong )，又直接来源于元代的“晋王”。⑥这一定不是历史的简单巧合，而是有着前后继承关系的。这个关系应当是:

由祭祀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到明代演变为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八白室所在部落因此被称作“鄂尔多斯”;由掌管成吉思汗祭祀的“晋王”(j in wang勺in ong )，因连读而成为蒙古语词“济农”(jinong );原成吉思汗的祭祀地在漠北，因为蒙古人相信成吉思汗愿在河套安度晚年的传说，所以到明代迁徙到了河套地区，鄂尔多斯部及其首领济农也必然驻牧于此。

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蒙古人为何极力向明朝争夺河套，一定要将成吉思汗祭祀之地安置在这里;同时，因为蒙古大汗的继承与成吉思汗祭祀密切相关，也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何诸多蒙古上层首领频频出现在河套，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权力争夺的历史剧。

靖难之役漠南诸卫所城池几乎全被燕兵攻破焚毁，朱元璋在漠南设置的三道防御线与反攻基地出现空虚，何以直到宣德以后兀良哈和“北虏”才出入河套呢?这是因为明朝初年军事力量强大，洪武年间远袭捕鱼儿海，永乐年间“五出三犁”，扫荡大漠南北，“北虏”家室尚且不保，更不敢近边游牧。宣德以后明朝在军事上退缩防守，不敢出击，而在北方草原上由于瓦剌西迁，东部蒙古贵族势力开始向西南扩展，进入河套游牧，“北虏”入套与明朝不守东胜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后来兀良哈和“北虏”往往从东胜一带出入河套，沿途侵扰明延绥、大同、宣府等边镇。所以，后人屡次提议恢复东胜，守黄河之险。“北虏”南下分布的范围不仅限于河套，其实这时“北虏”还包括套西的明甘肃边外地区③，史籍中有关当时北虏零骑散掠甘凉一带的记载很多。成化年间明朝曾几次议搜河套，都因将帅怯懦，无人敢任事而未实行，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搜套与守墙之争，以余子俊主持创修延绥镇边墙为标志，开启了大规模修筑边墙的行动。这样黄河河套及套西广大地区就成了北虏的游牧地。明嘉靖年间曾铣等人又提议复套，此时河套早已成了北虏住牧地，而明朝的军事力量益加衰弱，将帅无能，兵无斗志，实际上已无兴复之能力。即使乘其北牧时能一时占领河套，要守住也很困难。因此明朝廷内大多数人认为此议不切实际，难以实行。正如魏焕在《皇明九边考》(卷7(榆林经略考))中所言:“议者谓驱河套之虏易，而守河套难，盖地广人稀故也。近有复套之议，谓当循唐之旧守三降城，又谓守东胜则榆林东路可以无虞，审时度力恐亦难为。”曾铣建议复套而招致杀身之祸，除首辅夏言和严篙之间的矛盾因素外，其议在朝臣和边吏中受到广泛抵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