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1624年），孙承宗安排袁崇焕卸任山石兵备道，专管宁前等处兵备、屯田、马政。任上监督筑城、煮盐炼铁、兴举屯田、操办马政、修造舟车、核兵定饷、筹备粮料、演练车战、招抚蒙古、谋划战守，积极协助孙承宗构筑关宁锦防线。袁崇焕由此成为孙承宗督师期间“最托重者”。九月，袁崇焕升正四品兵备副使，再进从三品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十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得知父丧，准备回乡守孝，行至丰润县，接到夺情起复之命，他先请求终制，后请求给假，都不获准许，不得不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返任。

主词条：宁远之战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明军在柳河之役中败北，袁崇焕急忙阻挡奔溃的士卒，让他们各自回到信地防守，从而保全了关外诸城。十月，孙承宗引咎辞职。袁崇焕对此深感失望，见到孙承宗就流泪，甚至请求和他一起辞职。新任辽东经略高第到任不久，即命锦州、右屯卫、宁远、前屯卫等处军民入关，尽弃关外之地。袁崇焕上揭帖抗议，认为锦、右、大凌三城不可轻易弃守，如果弃守，那么只会“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后金），西虏（蒙古）亦轻中国”，而且会使“宁（远）、前（屯卫）震惊，（山海）关门失障”。他还表示：“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高第无法强迫他撤离，因此关外诸城只剩宁远还在坚守。十二月，广西道御史王珙上疏称赞袁崇焕“清操伟略”，请求给他升官，明廷遂升袁崇焕为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仍管宁前道事。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已四年没有大举攻明的努尔哈赤亲征辽西，十七日渡过辽河。正月十八日，袁崇焕听说后金军渡过辽河的消息，马上进行军事部署。他安排满桂负责全城防务，尤其是东南首冲之地的防守任务，左辅负责西面，祖大寿负责南面，朱梅负责北面，管炮官彭簪古和自己在邵武收的家丁罗立各负责红夷大炮（西洋大炮）的发射。在战略上采取坚壁清野之策，焚毁城外民居、积储，并企图借助十一门红夷大炮的威力退敌。他在申明备战情况的揭帖中所说：“本道（袁崇焕自称）定与此城为存亡，而本道申明内有各将领或守或援，俱当与本道为存亡。结连一处，彼此同心，死中求生，必生无死。但恐贤愚不一，除临阵退缩，本道法所得及，径于军前诛之。”为坚定将士守城决心，袁崇焕诛杀临阵退缩的逃兵，并移檄前屯卫总兵赵率教、山海关总兵杨麒，说凡见逃兵即以间谍论，逮捕处死，若有一兵溃入前屯卫，一卒逃进关内，则问罪赵、杨二将。他又给山海关管关主事陈祖苞写信，嘱咐他不得放过改服潜逃的兵士，由此，宁远将士“皆无退志”。袁崇焕还当面恳请经略高第不要出兵援助，以谋求“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战前动员中，袁崇焕刺血为书，向全体将士下拜，吃着草激励他们说：“苟能同心死守，吾为牛羊以报，亦所甘也！”将士都为之感动，请求拼死一战。

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的大军抵达宁远城下，驻扎于城西北五里外，称自己有二十万大军，劝降袁崇焕，袁崇焕回信称努尔哈赤不过十三万军队，拒绝投降。二十四日拂晓，后金军开始攻城。袁崇焕正与朝鲜贡使的译官韩瑗等人谈笑风生，听到炮声后，对惊吓的韩瑗笑着说：“贼至矣！”此后三天，努尔哈赤以楯车和重骑兵猛攻宁远，袁崇焕则指挥明军用红夷大炮、火铳等火器还击，并不断用石块堵住被后金军在城墙上凿开的窟窿，宁远军民的顽强抵抗给后金军以重大杀伤，努尔哈赤不得不于二十七日决定撤回沈阳，撤军前还派兵渡过结冰的大海，杀尽觉华岛上军民以泄愤。此前，明廷对宁远的防守不抱希望，然而袁崇焕却指挥明军取得了萨尔浒之战以来第一次对后金正面交锋的胜利，因此被明方称为“宁远奇捷”或“宁远大捷”。捷报传到北京，朝野为之欢呼，明熹宗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并加袁崇焕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衔。袁崇焕上疏请求辞职终制，熹宗不允。三月初九日，更命袁崇焕巡抚辽东、山海等处，赋予便宜行事之权。四月，又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恩荫一子世袭锦衣卫正千户，赏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

主词条：丁卯之役、宁锦之战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本来打算统一辽东事权，并得到兵部尚书王永光的支持，开始讨论裁撤经略及总兵，将所有事权统一于辽东巡抚的计划，然而熹宗并未听从此议，先派六名宦官充当监军，又改经略为督师，以王之臣取代高第出任，位在袁崇焕之上。同年夏，袁崇焕麾下两员将领——驻守前屯卫的赵率教和驻守宁远的满桂不和，袁崇焕站在赵率教一方，向明廷请求将让赵率教统领关外之兵，调离满桂。袁崇焕奏请前并未事先与刚上任的王之臣商量，王之臣也反对这种做法，袁崇焕又与王之臣不和，一度请求辞职。后来明廷调解下，袁崇焕上疏自责，并同意留下满桂镇守山海关，赵率教移镇宁远。此后，袁崇焕与王之臣多有分歧，如袁崇焕欲贯彻自己“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构想，试图在关外大兴军屯，受到王之臣的反对，明廷也未同意。此外，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欲在后金汗位更迭之际“乘机进剿”，先利用其便宜行事之权，派遣李喇嘛去沈阳，借吊祭努尔哈赤为名窥探后金虚实，后金新汗皇太极趁机提出议和的请求，袁崇焕有意答应，准备“因而间之”，即趁机离间。王之臣则反对派吊使及议和，称此举会令明朝的藩属蒙古和朝鲜寒心。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支持袁崇焕的主张，于是明金双方从十二月起开始议和交涉，在此期间，袁崇焕先修松山、杏山二城，再修锦州、大凌河、小凌河三城。为了得到后援，袁崇焕的立场也逐渐倾向“阉党”，自十月下旬开始，几乎每次上疏都要称颂魏忠贤一番，甚至表示“臣今春宁远之战，则厂臣（魏忠贤）之所谋也”（参见“人物争议-谄媚魏阉”目录）。

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王之臣因与袁崇焕分歧太大，称病请辞，明廷批准，并空缺督师之位，由辽东巡抚袁崇焕一人主持辽事，袁崇焕上疏推辞，并提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方略，明廷不许其辞职。就在此时，传来后金入侵朝鲜（丁卯之役）的消息。袁崇焕此前已从明朝潜伏在后金的内应刘兴祚那里得到这一消息，但并无证据显示他按刘兴祚的建议去提醒朝鲜做好防备。等到后金入侵朝鲜的消息传来后，他命令水营都司徐勇曾、张斌良、汪翥各率舟二十只、兵士五百名为先锋，东援朝鲜，但朝鲜方面在三月初与后金达成和议。三月十一日，明熹宗听从兵部尚书冯嘉会的建议，命袁崇焕趁后金“远掠巢虚之时，挑选关宁精锐，择智勇之将，轻骑入捣，大兵陈河，相机续济，以牵奴后而纾属国之急”。袁崇焕又派总兵赵率教及副总兵左辅、朱梅等领精兵九千人去三岔河（辽河下游）一带执行“捣剿”任务，继而又派参将徐琏率1000水兵东援。但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并未对后金起到任何牵制作用。袁崇焕在四月上疏为自己辩解，说后金“十万掠鲜、十万居守”，并非空虚，直接“捣剿”过于冒险，只能在确保山海关和宁远安全的情况下让赵率教等伺机而动。

与此同时，明朝和后金的议和交涉破裂，皇太极指责袁崇焕“诈称和好，乘间葺城”，于五月率兵进攻新筑的锦州等城。袁崇焕命赵率教及左辅、朱梅移驻锦州，在五月十二日击退后金的攻城。其后皇太极围而不攻，袁崇焕抽调兵力，派满桂、尤世禄等两次救援锦州，均未能成功。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在留兵继续包围锦州后，领兵数万进攻宁远。围绕守城方略，袁崇焕与满桂发生冲突，袁崇焕主张按上年的打法死守城池，而满桂执意主动出击，在争论过程中还折断袁崇焕的令箭。最终，袁崇焕坐镇城中，满桂、尤世禄、祖大寿诸将出城迎战，奋勇杀敌，加上红夷大炮的威力，后金军在二十八、二十九日两天的攻城作战中失利。其后皇太极回攻锦州，又被赵率教击退。六月初五日，皇太极撤军，沿途拆毁了尚未完工的大凌河、小凌河两城。锦州解围后，袁崇焕于六月二十二日又一次称病辞职，不过熹宗并未像之前那样不允，而是批准其请，于七月初一日令其“回籍调理”，改由王之臣复任督师。袁崇焕因此前与后金议和、在后金攻朝鲜时未能“捣剿”以及援锦失利屡受言官弹劾，这成为他辞职获准的真正原因。故熹宗批他“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尤其对他议和之事耿耿于怀，因此在叙功之际，规定前线文武官员均加衔二级、恩荫后代，唯独袁崇焕仅得到了“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的微薄赏赐。“阉党”官员霍维华上疏为袁崇焕鸣不平，请求将加给他的一级官衔移给袁崇焕，熹宗回复袁崇焕议和误国，没处分就已经足够，斥责霍维华“好生不谙事体”。

就在袁崇焕归乡之际，熹宗驾崩，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十一月，魏忠贤被铲除，与此同时，许多官员奏请起用袁崇焕以对付后金，到了“章满公车”的地步。十一月十九日，崇祯帝正式起用袁崇焕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添设右侍郎事。十二月二十八日，赏袁崇焕锦衣卫指挥佥事的恩荫，以补偿其宁锦之功。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即蓟辽督师），替代上个月刚被罢免的王之臣。袁崇焕还没抵家，就接到崇祯帝要他复出的任命，此后“使者络绎道路”，袁崇焕接旨北上。七月，袁崇焕进京。十四日，崇祯帝召见群臣于建极殿后的平台，特宣袁崇焕出班，阐述其“平胡方略”。袁崇焕表示“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崇祯帝大喜，表示自己将“不吝封侯之赏”，四名辅臣李标、钱龙锡、周道登、刘鸿训也纷纷赞赏袁崇焕是“奇男子”。在讨论了毛羽健提出的裁撤驿递一疏后，崇祯帝到便殿休息，群臣也外出品尝御赐茶果点心，期间，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当面质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之方略，袁崇焕回答“聊慰上意耳”，即这只是安慰皇帝的大话而已。许誉卿厉色责备他“上英明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这才察觉到失言的严重性。等到休息结束、崇祯帝再次在平台召见群臣时，袁崇焕提出了“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的诸般条件，如钱粮、武器、人事以及言论管制（杜绝浮议）等，崇祯帝一一应允，指示吏、兵、工、户四部尚书协助袁崇焕，并承诺自己不会听从浮议。阁臣又奏请提高袁崇焕之事权，收缴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赐给袁崇焕。崇祯帝应允，并叮嘱袁崇焕“早平夷酋，以纾四海苍生之困”“严明号令，抚恤士卒，与文武同心，何难灭虏”。袁崇焕表示自己以汉代的赵充国为榜样，并称：“谨遵明旨，铭之肺腑，前去告谕官军，以宣皇上威德，必须平夷！”随后叩头而起。再处理了少量杂务后，从此平台召对结束，此时已是晚上二更。

袁崇焕离京之际，豪言赋诗“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他在上任途中，就赶上宁远兵变爆发，辽东巡抚毕自肃引咎自杀。袁崇焕于八月初二日上奏兵变情形，随后兼程赶往山海关。八月初六日抵达山海关，次日出关赶往宁远，前往军营，宣布皇上德意，许诺补发欠饷，众兵才肯归营。袁崇焕采取了审慎的处理方式，与宁前道郭广相商，招来首恶杨正朝、张思顺，令其供出叛逆者名单，将功赎罪。杨、张二人和盘托出。十八日，田汝栋、舒朝兰、宋仲义、李友仁、张文元等人被捕，袁崇焕令郭广当堂辨认，俱系当日首恶，即令枭示于众，并出示手谕安抚各营，称“此外不杀一人”。其后又处死了提前得知兵变消息的参将彭簪古中军吴国琦，并处罚了彭簪古及车左营加衔都司王家楫、车右营加衔都司左良玉、文标营司佥书李国辅四人。杨正朝、张思顺免死发前锋立功。此外，以贪酷激变的推官苏涵淳、通判张世荣被降职，未参与兵变的都司祖大乐得到嘉奖，宁远兵变终于被袁崇焕平息。其后袁崇焕催发欠饷七十四万两。直至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之前，上年山海关内外的欠饷才被补完。为预防再发生类似兵变，袁崇焕奏请责成户部将岁饷“预先积贮，按月待支”，户部奏请“照天启六、七年例，将崇祯二年加派地亩银两，查照粮多户大之家，俱以文到日为始，预征十分之三，随征随解”，得旨“如议行”。又核定关外官兵71000余名、关内官兵40200余名，照此数目发饷。

除了处理欠饷问题外，袁崇焕到任后还积极整顿关内外军务，奏请停推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并将关内外原本三四员总兵只保留关内和关外两员前锋总兵，分别由赵率教和祖大寿充任，并以亲信何可纲为中军，居中坐镇宁远，倚仗此三员将领来实现“五年复辽”的计划。此外还淘汰参将、游击、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近百员，对各堡垒、驿站的布置也重新进行规划，并敦促工部改进武器装备质量，敦促户部向沿边各镇订购战马，以达成“精兵、壮马、坚甲、利兵”的必要条件。对外，他招抚插汉（察哈尔部）、哈剌慎（喀喇沁部）等蒙古部落，试图以“抚赏”和救济来防止他们倒向后金，争取他们成为明朝的外援；又恢复同皇太极的通信，不关闭议和之门。然而袁崇焕上任数月，并未立竿见影，于是云南道御史毛羽健在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上题本怀疑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只是迫于崇祯帝之询问而“猝然以对”，并请求以方略、兵制、粮运、局势、善后五事质询袁崇焕，袁崇焕接到兵部转发的毛羽健题本后，于五月初六日逐条作答，并再次向崇祯帝保证自己决不“空言恢复”。

袁崇焕上任后，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置东江总兵毛文龙。毛文龙自天启元年（1622年）以来，以朝鲜半岛西北部的皮岛为中心，构筑了一条封锁后金的海上战线，也同样握有尚方宝剑，深受器重。但另一方面，明廷担忧他“难驭”，袁崇焕也在宁远之战后就主张让毛文龙移镇宁远附近。等到袁崇焕出任蓟辽督师时，据说在平台召对后就与阁臣钱龙锡密议毛文龙问题，并定下了斩帅之计。崇祯元年（1628年）底，袁崇焕请求加强登莱海禁，将原本起于山东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的东江运道改为从山海关起运，在觉华岛换舟运，海船需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并设东江饷司以核查钱粮，得到崇祯帝批准。袁崇焕此举意在将辽东半岛沿海的航运权和制海权掌握于自己之手，并通过垄断登莱、天津的运船来禁止商业贸易，切断东江镇物资供应和经济来源，迫使毛文龙就范。毛文龙对此极为不满，于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三日上疏抗议袁崇焕改道是舍近就远、弃易图难。同月，袁崇焕派徐琏运送火炮、器械给毛文龙，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约定毛文龙与自己会晤于海上。毛文龙怒骂徐琏，但还是派都司熊万祥随徐琏回去，商定见面于旅顺海域之北汛口。但是，毛文龙以索饷为名前往登州，引发舆论哗然，继而又前往宁远，请袁崇焕于宁远督师衙门相会，已经出海的袁崇焕闻讯驰还宁远。此次会晤只是例行公事，“一二语而别”。在这个过程中，袁崇焕以宾客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却没有谦让，更加坚定了袁崇焕处死毛文龙的决心。

在宁远时，袁崇焕和毛文龙约定再于旅顺双岛细商，袁崇焕让诸总兵留守，自己带着尚方剑和督师印出海，五月二十九日抵达双岛。六月初一日，毛文龙来袁崇焕船上拜谒，袁崇焕也还谒毛文龙，并对毛文龙说道：“今辽东海外只本部院（袁崇焕自称）与贵镇（毛文龙）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可结局本部院历险至此，愿相商为进取计。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本部院有个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药否？”毛文龙回答：“文龙海外人耳，也有许多功，只因小人之说，钱粮缺少，又无器械、马匹，不曾遂得心愿。若一一应付，要帮助成功也不难。”其后袁崇焕告辞，并吩咐说船上不便张筵。毛文龙于是于岛岸置帐房，请袁崇焕就宴。席间，毛文龙似对袁崇焕有不屑之色，袁崇焕宣谕道：“皇上神圣，与尧舜汤武合为一君，当勉尔疆场。”毛文龙反而强调先帝熹宗对他的恩遇。接着袁崇焕又询问其方略，毛文龙说：“宁远兵马俱无用，止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之隐处，把火可收全功。”宴席至夜里二更方散。六月初二日，毛文龙请袁崇焕登岛，东江将士及女真、蒙古夷丁依次叩见袁崇焕，袁崇焕听说身边兵丁都姓毛，颇感不快，将其斥退，又与毛文龙谈及受节制及更定营伍、设置道厅诸事，毛文龙只顾痛骂阎鸣泰、武之望二人，袁崇焕认为是在暗骂自己。至三更，袁、毛二人不欢而散。六月初三日，袁崇焕差官答谢毛文龙，毛文龙又置酒张筵迎请。袁崇焕穿上便服，登岛赴会。席间，袁崇焕以“久营边寨，杭州西湖尽有乐地”暗示毛文龙主动辞职返乡。毛文龙回答：“久有此心，但惟我知灭奴孔窍何麟图监斩，旗牌官张国柄用尚方剑斩毛文龙于帐前。

接着，袁崇焕开始安排东江善后事宜，将东江军分为四协，以毛承禄、徐敷奏、刘兴祚、陈继盛分管，由陈继盛暂时代管东江镇，吩咐将带来的白银赏给各岛官兵，每人赏银三两；派人往旅顺宣抚，并发牌安抚各岛军民，行文毛文龙亲子毛承祚，先令其安抚众商，所欠商银即办偿还，并释放被毛文龙掳掠的商船。六月初六日，袁崇焕亲到毛文龙棺前焚香行拜，表示：“昨日斩尔，是朝廷大法；今日祭尔，是我辈私情。”言罢落泪。六月初九日晨，袁崇焕前往旅顺，视察防务，检阅兵马。布置完毕，袁崇焕返回宁远，上疏请罪。袁崇焕向崇祯帝汇报了前后情形，强调自己不经请示而处死毛文龙之举是为了整肃军政。崇祯帝闻报，起初大惊，继而又想起自己正在倚重袁崇焕，便下旨斥责毛文龙死有余辜，嘉奖袁崇焕的果断行动，命其不必请罪。八月，袁崇焕派徐敷奏整顿东江军务，进一步缩编为东、西（左、右）二协，以陈继盛领左协、刘兴祚领右协，同时奏请暂虚岛帅（东江总兵）以候有功者，意在未来将东江镇交给刘兴祚。（关于对杀毛文龙一事的不同观点，参见“人物争议-袁毛公案”目录）。

主词条：己巳之变、广渠门之战、左安门之战

袁崇焕杀毛文龙后不久，与后金的和谈也因双方在归还辽东的问题没有谈判余地而破裂，双边关系再度紧张。袁崇焕已巩固了关宁一带的防务，但对靠近北京的蓟州一带的防务十分担忧，在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就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蒙古哈剌慎部）为向导，通奴（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据此主张接济笼络蒙古哈剌慎部。其后又屡次上疏，重申“蓟门单弱”，主张强加防范，安置重兵。袁崇焕还建议在蓟镇辖下的遵化添设一名团练总兵，以王威领其职。兵部因为王威刚刚遭受弹劾而未接受这个建议。九月初八日，谍报后金军渡过辽河，袁崇焕随即遣参将谢尚政等率军三千前往蓟州协防。不过顺天巡抚王元雅认为警报不确，令其返回。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初七日，为嘉奖袁崇焕防备后金的功劳，崇祯帝加封他为太子太保。袁崇焕当时正在锦州视察防务，十月十五日才返回宁远，十六日接到了加官的圣旨，并受到诸将及朝鲜使臣的祝贺。与此同时，西征途中的皇太极正与其贝勒大臣和归顺后金的蒙古酋长们讨论攻击目标是林丹汗率领下西迁的察哈尔部还是明朝，最后决定攻明，并以袁崇焕曾接济过的哈剌慎部的贵族布尔噶都（布尔喀图）充当向导，从明朝东北边防中最薄弱的蓟州长城突破。十月二十七日以后三日，蓟州镇辖下的龙井关、大安口、汉儿庄、马兰峪、洪山口等要塞陆续被后金攻克，蓟州明军全线溃败，袁崇焕先前对蓟州防务的担忧成为现实。袁崇焕在十月二十八日望见长城烽火，听说是蒙古侵犯遵化，便先派赵率教出兵救援（赵率教阵亡），二十九日率军两万西援，十月三十日抵达山海关。翌日，袁崇焕在山海卫学文庙行香并与诸生讲学，又与诸将讨论敌情，猜测入侵者是后金或蒙古的人都有，袁崇焕则判断是哈剌慎的另一贵族束卜的（苏布地）勾引一千多名后金兵入侵，不足为虑，回到衙门后又对前来问候的朝鲜译官韩瑗说：“贼夷从前如此，不须挂念，然须留数日，打听的报，然后发行可也。”十一月初三日，他陆续接到蓟州道及蓟辽总督刘策等送来的急报，才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同日，他与刚赶到山海关的祖大寿、何可纲商议，祖大寿建议直奔蓟州，以护京师，也有人建议救遵化或直捣后金军中坚，袁崇焕听从祖大寿之议，于是初四日率军急赴蓟州。初五日，在抚宁得知遵化城破、王元雅阵亡的消息，初十日抵达蓟州，此前在榛子镇已接到崇祯帝授权他调度各路援兵的圣旨。原来崇祯帝起初也不知道是谁来犯，在初四日对大臣们表示如果来犯之敌是后金，正好就让袁崇焕利用“彼劳我逸、彼客我主”的主场优势予以歼灭，便下旨授予袁崇焕全权调度之任，并催促他“着实剿杀，令达贼匹马不返”。袁崇焕接旨后，在蓟州对援兵重新部署，命昌平总兵尤世威返回昌平，保护皇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前往三河防守，防止后金向西奔袭，大同总兵满桂退护京师，只留下保定总兵曹鸣雷同自己与祖大寿所率的关宁军驻守蓟州，堵截后金军，向崇祯帝保证“必不令（后金）越蓟西一步”。

十一月十一日，在遵化休整完毕的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用疑兵迷惑袁崇焕。十二日，后金军的一支前锋在蓟州城东的马伸桥与明军交战，袁崇焕与诸将到东门城楼待敌。十三日清晨，得报后金大军已过城东六十里的石门驿，袁崇焕下令城中马步兵尽出东门外扎营。明军发现后金军于城外五里处扎营，有两百余骑分成四队，驻扎在明军阵地东南，相持两个时辰，但后金大军并未到来。袁崇焕下令发炮，连发三炮之后，只见后金骑兵将四队排成一字形，全部撤走。翌日，袁崇焕惊闻后金大军已经在昨夜偷偷越过蓟州，向西奔袭，赶紧由间道追击。在追击过程中，袁崇焕为了避免重蹈蓟州的覆辙，拒绝了部将周文郁提出的在通州张家湾堵截后金军的建议，力求比后金军抢先赶到北京，于十七日晚抵达北京城外，驻营于左安门外二里的韦公寺。当天，后金军也驻扎在北京城外二十里的牧马厂。十八日，崇祯帝派太监冯允升来军中查看，又派太监吕直出城犒师，并下发粮草，赐袁崇焕及诸将玉带、蟒衣等物。据说，袁崇焕将一半的粮草丢在地上，每天“歌吹响彻”，见到崇祯帝所派太监就“拜哭，应对不伦”。十九日，袁崇焕密令参将刘天禄等领兵偷劫后金军营，但行至高密店（今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时被后金哨骑发现，只好退回。

十一月二十日，金军向北京城发起进攻。皇太极扎营于德胜门外八里的土城关东隅，派两路大军分别进攻德胜门和广渠门（沙窝门）。德胜门由满桂、侯世禄防守，广渠门由袁崇焕、祖大寿防守。袁崇焕派都司戴承恩择取阵地于广渠门外，祖大寿率领主力列阵于南面，王承胤列阵于西北，袁崇焕与周文郁列阵于正西，留出东面以等待后金军入伏。午时，后金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果然中伏，双方展开厮杀。袁崇焕亲自上阵，纵马砍杀，突然有一后金兵朝他砍来，袁崇焕旁边的材官袁升高用刀架隔，两刀同时折断，袁崇焕才幸免于难。后金军突围，袁崇焕与周文郁中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随后祖大寿率南面兵前来应援合击，击退后金军。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溶等追击至运河边，后金军在渡河时因冰陷而淹死不少人。另一支蒙古兵也在广渠门外树林中了袁崇焕设下的埋伏而败退。双方交战至二更才结束战斗。其后，皇太极移至北京城南二十里之南海子，听说袁崇焕、祖大寿又在左安门外立栅扎营，遂派兵与之对峙。二十七日，皇太极以精骑突袭，袁崇焕率军奋战，将其击退。二十九日，袁崇焕又用向导任守忠之策，派五百火炮手潜往南海子袭击后金大营，迫使其于翌日（十二月初一日）移营。

袁崇焕在北京城外抵御后金时，北京城内出现袁崇焕“引敌胁和”的传闻，甚至流传起“杀了袁崇焕，鞑子走一半”“拿了袁崇焕，大家吃太平宴”的民谣并流传宫中，而在城外有田庄地产的勋戚和大太监对袁崇焕不满尤甚，纷纷向崇祯帝告袁崇焕的状。兵部尚书申用懋派幕客沈自征到袁崇焕军中，劝袁崇焕入城以息谣言，袁崇焕答应，沈自征又说让他先回城禀告，然后袁崇焕再入城。十一月二十四日，崇祯帝召见袁崇焕及祖大寿、满桂、黑云龙诸将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已知道城中谣言的袁崇焕很不安，将宣旨的宦官留在营中，自己穿着青衣玄帽入城，力陈后金军势强大，暗示与后金议和。崇祯帝对袁崇焕优礼有加，不仅起身慰劳，还脱下自己穿的貂裘赐给他，又与祖大寿各受赐银盔甲一副，并赐御膳。然而当袁崇焕请求率兵入城休整时，崇祯帝断然拒绝，袁崇焕请只放三千人进城，崇祯帝说：“即三十人亦不可！”二十五日，袁崇焕又请“外城休士”，并请辅臣出援，崇祯帝的回应都是“不许”。相反，满桂的部队则获准入外城休整。可见崇祯帝对袁崇焕已不再信任。二十八日，崇祯帝对大臣们流露出对袁崇焕的强烈不满，说：“奴酋零骑在我城下，任其抢掠，是何道理？也不见崇焕剿杀！”“崇焕之兵俱是堪战的，人上挑人，马上挑马，他曾面奏过，又说虏精骑不满五千，其余不足杀，为何不动一动？”并要求阁臣拟旨提醒袁崇焕“要相机动一动，大创他一番方可”。二十九日发生了某些事（可能是中了皇太极所行的反间计或看到温体仁的密疏，参见“人物争议-捕杀原因”目录），致使崇祯帝决意逮捕袁崇焕。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以议饷为由，再次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当时袁崇焕正派遣副总兵张弘谟等尾随后金军，听到召命后穿着戎装偕祖大寿入城觐见。在召对过程中，崇祯帝质问袁崇焕之前杀毛文龙以及如今不能抵御后金却屡次请求入城的理由，袁崇焕惴惴不安，用粤语说了很久，并说：“是诚臣罪，是皆臣做出来的罪，臣甘领受。”崇祯帝怒形于色，遂命张懋忠等锦衣卫堂上官将他拿下，押送午门，等候处分（一说满桂也在现场揭发袁崇焕的罪状）。在场的辅臣成基命力谏不可临阵换帅，崇祯帝不听。其后，崇祯帝安抚满桂、祖大寿、黑云龙三帅并令其还营，又下令将袁崇焕关押于锦衣狱。与此同时，以满桂接替袁崇焕统领诸军。

袁崇焕被捕当日傍晚，祖大寿回到营中，通报了袁崇焕下狱的消息，随即有太监车天祥（又作车应祥）前来军中宣谕，关宁将士闻讯放声大哭。此时陆续发生城上守军猜忌、杀害关宁军的事件，关宁军更加愤恨，都说：“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十二月初四日，祖大寿、何可纲率关宁军一万五千人东奔。崇祯帝召见成基命等商议对策，期间司礼太监王永祚向成基命指出只有袁崇焕手书才能平息事态，成基命等在请示了崇祯帝后，遂让锦衣卫指挥使刘侨至锦衣狱，要求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袁崇焕起初不肯，表示：“我一死耳，何又作死？”刘侨说这是皇帝旨意，也许写了后就有生路。袁崇焕就边哭边叩头，说：“果尔，此身再为公捐！”随后马上写了让祖大寿“勤王赎罪”的信，崇祯帝确认其为袁崇焕亲笔后命兵部挑选矫健士兵，乔装乞丐，追交此信（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称是自己提议并劝说袁崇焕）。同时，崇祯帝也紧急起用孙承宗督理军务，孙承宗派游击石柱国追上东奔部队的末尾，进行劝说。祖大寿接到袁崇焕的信，加上多方劝说，最终听旨。经过此事，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态度有所好转，于十二月初六日将他移至刑部狱，后来给他治病、送他锦被。但就是拒绝听从释放袁崇焕的呼声，对申救袁崇焕的钱嘉征表示“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又将喊冤最力的袁崇焕的门生程本直谪戍（后处死）。

袁崇焕下狱当天也是后金军从南海子移营之日，此后后金军不再强攻北京，而是大掠京畿州县，十二月十七日又在永定门外大败明军，满桂阵亡，二十六日东攻永平等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祖大寿挥师西援，至五月收复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将后金军全部赶出长城外，取得“遵永大捷”。但袁崇焕仍在狱中，生死未决。四月，就有江西道御史袁弘勋利用皮岛发生刘兴治兵变之机，弹劾曾被袁崇焕派去处置东江镇的徐敷奏、张斌良，顺便建议以擅杀毛文龙之罪将袁崇焕正法。崇祯帝命兵部将此奏转交孙承宗核实，孙承宗表示二人之谋逆查无实据，此议告一段落。其后遵永大捷的消息传来，据说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态度有所松动，曾叹道“守辽非蛮子（袁崇焕）不可”。但阁臣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则欲置袁崇焕于死地，一面不断上疏请求诛杀袁崇焕，一面让袁崇焕的部将谢尚政来提供袁崇焕通敌的罪证。八月初六日，温体仁的亲信山东道御史史𡎊在弹劾已落职的辅臣钱龙锡时顺便请求核实袁崇焕的罪状，崇祯帝指示刑部五日内核实袁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的罪行。袁崇焕在受审过程中承认自己在“斩帅”（杀毛文龙）问题上是与钱龙锡及已故兵部尚书王洽商量后专断处死，“主款”（与后金通信）的问题上虽然也与二人商量过，但二人没有答应。其后表示自己“负罪深重，万死何辞，只听皇上之处分而已”。三法司起初以谋叛罪判处斩首，被崇祯帝驳回，其后又谋反大逆罪判处凌迟，又被崇祯帝驳回，第三次维持凌迟原判，崇祯帝依议。

八月十六日，崇祯帝于平台正式向百官宣布袁崇焕“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奴入犯”“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罪状及凌迟的判决，百官无异议，然后命刑部侍郎涂国鼎出宫监刑。在正式宣布前，崇祯帝在暖阁与几名大臣讨论，已升为内阁首辅的成基命再次申救，崇祯帝不听，只表示赦免其家属死罪，将其兄弟妻子改为流放二千里（另一说是阁臣何如宠请求的结果）。同日行刑于西市，袁崇焕惨叫了半天后死去。那些家属被后金兵杀死的百姓们争相购买其被割下的肉，每块肉卖一钱银，很快售罄，人们吃他肉前还要骂一声。袁崇焕在宁远的妾阮氏、两名幼女、族侄袁兆晰以及十五名家仆（其中一名仆人袁天赦逃脱）被捕后本来被判流放浙江杭州府昌化县（今浙江省临安区昌化镇），崇祯帝不满其被流放“善地”而予以驳回，于是在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改判流放云南广西府维摩州（今云南省砚山县维摩彝族乡），不知所终。在老家的近亲除其母因年老免流放、其妻投水殉死外，被流放福建邵武，亦不知所终。直到清代中叶，袁崇焕才被翻案（参见“人物争议-平反问题”目录）。

袁崇焕的功业集中于抵御后金、恢复辽东，并在崇祯元年（1628年）许下“五年复辽”的誓言，同时主张“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但因第二年的己巳之变而破灭，自己也落得凌迟处死的下场。其相关影响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袁崇焕对付后金的战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主守而后战”，这被认为与熊廷弼的战略有继承关系。而袁崇焕在上任辽东巡抚后，将他的军事战略具体化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即对后金以战略防御为主，将野战作为出奇制胜的手段，并用议和（议款）来迷惑后金，进而伺机反攻后金，收复辽东。

对于“守”，袁崇焕辅佐孙承宗从山海关到大、小凌河之间建立大大小小的城堡（以宁远、锦州为代表），构筑起关宁锦防线，并总结出“凭坚城以用大炮”的防守模式，在关宁锦防线的城堡中配备红夷大炮等火器，先后取得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两次防守战的胜利。

对于“战”，袁崇焕反对“浪战”，所以从未主动进攻后金，也不曾真正发动明廷所期盼的“捣剿”。他上任辽东巡抚后，将92000余名关宁军分为战兵和守兵两大类，战兵有步营、骑营、锋营、劲营、水营五种，守兵有屯守、马援、台烽三种。此外，还有负责联络和哨探任务的站军、驿骡、拨马。其中，他特别重视骑兵和战马的作用，主张“今关内外不乏战士，惟乏壮骑，即万分匮乏，亦不宜省万匹之马价，强弱成败，机悬于此”，因此他力图补齐明军短板，训练出一支以辽兵辽将为主力的步兵、骑兵、火器兵、水营兵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精锐部队。

对于“款”，袁崇焕在辽东巡抚任上以给努尔哈赤吊丧为契机，在得到明廷授意的情况下开始与后金展开议和交涉，至宁锦之战前结束。他在督师任上又私自恢复同后金的秘密交涉，但因为双方在归还辽东的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到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破裂。后世学者分析袁崇焕选择议和只是“以和佐战”的缓兵之计，意图在于争取时间加强明朝在关外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修整军械、充实战马，另一方面协调与整合关宁、天津、登莱、东江的军队，正好皇太极因缺乏物资、内部不稳等情况而谋求议和，袁崇焕便顺水推舟，以议和麻痹后金，从而拖延时间、整军经武。不过，明朝的朝野舆论普遍鉴于宋代覆辙而反对议和，因此袁崇焕的“谋款”成为其谋叛的罪状之一。

抵御后金、恢复辽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处理战争消耗这种经济问题，袁崇焕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方针。后金入侵辽东之初，明朝主要动员其他地方调来的客兵援辽，对辽兵颇不信任。孙承宗开始主张全面起用辽人，袁崇焕继承和发扬这一方针，主张利用辽人对后金的敌忾之心来充当抗金复辽的主力，并撤回大部分援辽客兵。祖大寿、何可纲就是他所倚重的辽人将领的代表。同时，孙承宗为了避免从关内转饷之弊，提出在辽东兴屯田，由赵率教先在前屯卫落实；袁崇焕亦继承其观点，即“以辽土养辽人”。他在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奏请在关外军队岁运粮饷本色米四十余万石中减运十二万五千石，按每万石米八千两白银之价折成十万两白银解送至宁远，作为预买耕牛、耕具的费用，为明年春耕做好准备。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他又针对反对意见，列举不屯田有七不便，屯田有七便。关于屯田之法，袁崇焕主要遵循旧制“万亩军六十人、余丁三十人之例，先择腴者以给官给军，而世不失业”，其余剩地则给裁汰为民的军户及流寓辽民耕种，令其尽力开垦，“俟成熟后，愿输子粒草莱者听，不愿者不强之”。不过，袁崇焕的辽东屯田措施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他并没有充分考虑屯田带来的种种难题（如军屯士兵苦于力疲、民屯辽人苦于失业以及后金的骚扰等），也未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因而他的屯田之议并未得到全面落实，连他自己也说“屯之难言也”。

明朝要收复辽东，不仅要充实自己的实力，还要争取与辽东相邻的蒙古与朝鲜的合作，这两方也是后金争取的对象。其中蒙古尤受重视，明朝一直以“开市”和“抚赏”为手段来笼络他们对抗后金，蓟辽总督王象乾为其代表人物。但辽东边外的蒙古分化为察哈尔（明朝称“插汉”）、内喀尔喀（明朝称“炒花五大营”）、喀喇沁（蒙古称“哈剌慎”或“朵颜三十六家”）等部，其关系处理起来十分复杂。袁崇焕延续“抚西虏以制东夷”的策略，相比孙承宗主张防抚结合而言，他更倾向于“专抚”，与王象乾相似。在天启三年（1623年）冬孙承宗准备讨伐杀害中右所参将王楹的喀喇沁部郎素时，袁崇焕没有认真履行孙承宗安排的事先调查的工作，显示出他与孙承宗在对蒙政策上的分歧。在上任辽巡抚后，他更是认为“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已为我用矣……西款不坏，我得一意防奴”，即后金是明朝的主要敌人，只要稳住蒙古，明朝就可以孤立后金，集中精力与之对抗。宁远之战中，喀喇沁部趁火打劫，进犯平川、三山堡等处，为赵率教所败，袁崇焕主张“宜就此驭之”。不久，又有后金进犯宁远的传言，袁崇焕让察哈尔部林丹汗出兵相助，虽然后金没有来犯，但林丹汗还是派兵来助，此外内喀尔喀也派人来领赏，并留下通事二名，以备缓急通报。袁崇焕认为“两大部可十余万，奴敢往北一步哉？”此外，面对察哈尔和内喀尔喀、喀喇沁之间的争端，袁崇焕也积极调解，以防止其中失败的一方投向后金。但此举收效不大，加上袁崇焕去职、明廷又取消抚赏，内喀尔喀或被察哈尔林丹汗兼并，或投向后金，林丹汗西迁宣府、大同边外，与喀喇沁、土默特（顺义王部）交战，此两部也投向后金。等袁崇焕上任督师时，蒙古已难以为明所用。但袁崇焕仍坚持“抚西虏以制东夷”的路线，力争将这些蒙古部落从后金阵营拉回来，因此奏请起用王象乾为宣大总督，重新招抚察哈尔部，而他自己则负责招抚喀喇沁部，在崇祯二年（1629年）春塞外发生饥荒之际，他应喀喇沁部的塔布囊苏布地之请，在前屯卫高台堡（今辽宁省绥中县高台镇）运粮接济喀喇沁部，并开互市。当时就有谍报说苏布地“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但袁崇焕认为坐视不救会驱其投靠后金，故坚持接济。尽管无法证实苏布地是否有意为后金储粮，但己巳之变时后金确实是在喀喇沁部的引导下入塞（只不过引导者是布尔喀图而非明廷所认为的苏布地）。“市米资盗”也成为袁崇焕的罪状之一，这也昭示了“抚西虏以制东夷”策略的破产。

朝鲜原本是熊廷弼“三方布置”的一个支点，但袁崇焕不甚重视，他在贬低东江镇的作用时还表示“属国之肝肠非昔”，认为朝鲜靠不住。在后金入侵朝鲜（丁卯之役）时，袁崇焕虽然派人援助朝鲜，但并不积极，称自己更寄希望于朝鲜像自己过去在宁远之战中那样以弱胜强，不过朝鲜最终还是不敌后金，与之媾和。等袁崇焕上任督师时，在改东江运道的同时也改了朝鲜的贡路，即朝鲜向明朝进贡也需在觉华岛而非登州登陆，并在上给崇祯帝的题本中称朝鲜“媾倭款奴”，显示出其改朝鲜贡路之举意在防范朝鲜并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杀毛文龙后，袁崇焕向朝鲜移揭帖、咨文，通报此事，要求朝鲜与明朝合作消灭后金，同时又强调毛文龙所说的朝鲜“隐通于奴、时为接济”一事不可信，以安朝鲜之心。但朝鲜仍对袁崇焕题本中的“媾倭款奴”之说耿耿于怀，坚持要在进贺兼谢恩使李忔的使命中加入陈奏辨诬之举，同时也预备将来请袁崇焕撤销东江镇。其后李忔在宁远见到袁崇焕，袁崇焕表示自己这么说意在处置毛文龙而非朝鲜，并送朝鲜谕帖二道，表示自己已为朝鲜上奏辨诬，鼓励朝鲜配合明朝消灭后金。不过，不仅东江镇未被撤销，而且他给朝鲜所改的贡路让朝鲜十分不便，在他被杀后依然没有改回，朝鲜一直到丙子之役前还在呼吁明朝将贡路改回登州，始终未获明廷同意。

黄尊素：袁自如胆略过人，壬戌觐事毕，匹马往山海窥觇形势，台省交荐，遂以邵武令陟监军佥宪，辟地宁远。宁远在山海外，孤悬东西虏间，袁略无惧意，筑城凿濠，屹然重镇……袁固胆胜才，才胜谋，其后局未可定也。

朱由检：

孙承宗：

程本直：

余大成：昔宋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胤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可叹也！

吴惟英：焕阳图恢复，阴求和好，战与和不互用，毛与袁不相能，势分枘凿，迹别薰莸，无怪其然者……焕不和于同朝，而欲和于敌国；不和于同事，而欲和于仇雠。内分冰炭，外投水乳，卒至枉刺毛帅，百折不回，遂败牵制之事，身受横辱。盖焕阴险性成，一副精神，惟供闪烁，不意反为奴所乘。焕妄意求和，而和乃丧其躯。自古谋定后战，岂有漫无成见，辄去我之所恃，翦敌之所畏，草草了此大任哉！穰苴斩庄贾，燕赵披靡；韩信斩殷盖，秦师席卷。未闻杀一便宜拥节钺之大帅、高坐成和局者。和矣，焕未必不身试法，何虑不出此？矧毛帅一时之疑人也，独少千古名耳。崛起行间，荐至都护，足起宿将之疑；远据海岛，多请水衡，足启绪绅之疑；朝鲜疑侵其疆，奴酋疑袭其后。得崇焕一刺之，而宿将变疑为唏嘘，缙绅亦化疑为昭雪，疑侵疆者释，疑袭后者破。直使千古之下，不惟牵制不牵制，未可知也，即灭奴不灭奴，亦未可知也，是又存一疑案矣。假使焕能和于毛，戮力岩疆，共图实际，结西虏为声援，连朝鲜为犄角，何事不可？仅听奴扬扬自得，赚崇焕曰和、曰和，是所谓无约而请者矣，非谋而何？崇焕愚也哉！

茅元仪：

王在晋：

黄景昉：

杨士聪：己巳之变，自嘉靖庚戌之后仅再见焉。但士马、物力仍足相当。袁督师初至一战，人心始定。迨后矜制诸将，不为无见。而袁为人疏直，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厥后满桂总督一战而败，安见钤制诸将为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群然以为奸臣卖国，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徐石麒：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伺先帝勿之许，遂嗾阑入胁款，仍戒以勿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至牛酒相慰劳，夜未央，忽渝盟拔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然崇焕虽言款，其所练用士稍精强，边备未尝弛，故诛后而祖大寿犹得以余威振于边。

黄道周：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

夏允彝：自有辽事，所用人鲜能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为庶几……而崇焕先置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多矣。

王世德：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

朱舜水：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

黄宗羲：崇焕为人粗豪，不持士节。然甲士精强，边备修举，自熊襄愍以后，未见其比。关兵之在城外者，闻其下狱，哄然称乱，矢集皇城，兵部从狱中出其手书止之，其得士心如此。顾使之诬死，从此精锐尽丧，士卒不可以经战阵矣。

屈大均：袁公忠义在，堪比望诸君。百战肌肤尽，三年训练勤。凉州无大马，皮岛有骄车。一片愚臣恨，长悬紫塞云。

谈迁：

张岱：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亦犹之毛文龙，以么麽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论者乃取以比拟，不特开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桧矣。

查继佐：彼（毛文龙）所部皆逸材，自能展一臂之用，而必杀之，在帝意以靡饷故，即阁臣钱龙锡意有崇焕可无文龙，亦不定杀之。而崇焕以计斩疆场大臣，专以坚帝眷，则无法矣，其中不可问也。且十一罪，皆非不赦，且万无不再勘一辞而定之理，致使难民走活登菜，以酿后变（吴桥兵变）。崇焕之罪，谁能曲解以宽之？

吴骞：文龙之死，实袁崇焕忌功枉杀，然不旋踵而崇焕磔死于市，家赀籍灭，无子，兄弟及妻皆流三千里，其惨报视文龙更数倍，可见阴谋倾险之辈害人害己，祸机反掌。传曰：“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史臣曰：“自二人死，而明亡遂决。”呜呼，岂非天哉！

全祖望：惟是崇焕亦尚无恢辽之定算足以自信者，而汲汲以杀文龙为先着，则已疏矣。是时即少置文龙，亦无害于恢辽之计也。既杀之矣，其所以为东江善后之计者又未尽，以致有异日之祸（指吴桥兵变）。是则崇焕之无所辞咎者。尔方文龙交构经抚，其罪即可死，不待是时，而是时反失之骤者，以崇焕所处言之也。

爱新觉罗·昭梿：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

汪荣宝：明自用兵以来，督师者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辈，皆以盖世之才，能称其职，而诸将委身许国，效死不屈者亦前后相望。顾奄竖宵小阴相排挤，文墨议论之徒从而挠之，故边事日坏，而战无幸胜也。

韩文举：以叔季衰亡之国，撄犬羊暴起之众，自有历史以来，未有能取胜者，能取胜自督师始。且不徒取胜而已，实足制敌死命而无难，是中经营惨淡，殆非寻常英雄所能胜任。夫知敌所长而避之，侦敌所短而乘之，难矣；然犹非至难也。大败之后，人无固志，胡尘乍起，望风而逃，于此而欲振作士气，俾将卒去其畏敌之心，起其灭敌之望，宁非难中之至难者哉？以此而论督师，殆天人不可及欤！

李济深：袁之死，系于明清之兴亡亦重矣。然其是非功罪，以门户水火故，初无正论。至乾隆帝自承当时用间杀袁事，谓明实自坏其长城，于是是非功罪始定。比年神州解放，真理日昌，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三百年后奇冤大白，督师其亦可以瞑目矣。

毛泽东：明末爱国领袖人物。

罗继祖：……袁公此举（杀毛文龙）实从计国家利害下手，其对怀宗、对钱相（钱龙锡）皆此意……志虑胆识皆可钦敬。然而海外之毒瘤去而所筹善后，不能无千虑之失。夫皮岛乃扼后金咽喉要地，而只等闲视之，一失也；海外重任不慎选代者，而委诸偏裨，刘兴祚间关来归，忠赤可信，惜已战死，其诸弟非其比，二失也；不为东江增兵请饷，视若化外，三失也。综此三失，遂重启怀宗之疑，显撤固圉之防，而己亦赍恨人地矣，哀哉！

金庸：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王钟翰：袁崇焕之所以失败，皇太极之所以成功，不是由于个人的才能智慧有所不同；若论个人的才能智慧，也许袁比皇太极要略胜一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二人所处的时代虽然相同，双方也都各有各自的内部问题，但皇太极一方的内部问题，固然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比较起来，他一个人所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相反，袁崇焕一个人所能起的作用，相形之下，就微不足道了。他之所以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调兵遣将，筹备粮饷，提供军用器械等等，都是因为能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否则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后来只因明思宗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袁崇焕虽是一个有胆有识、十年军旅、屡建奇功的抗后金（清）名将，终于下狱问斩，含冤而死。这难道是由于袁个人的才能智慧不如皇太极吗？

阎崇年：明朝历史上有三位军事天才：早期的徐天德（徐达），中期的戚继光，晚期的袁崇焕。他们都能做到为官、为将、为帅的高修养、高境界：仁、智、勇、新、廉。徐天德和戚继光都算是善终，袁崇焕却吞下恶果。袁崇焕既是一位悲剧的天才，也是一位天才的悲剧……袁崇焕平生第一大历史功绩，就是夺取宁远大捷。……袁崇焕夺取宁远大捷之后，又相继夺取了宁锦大捷和京师大捷。宁远、宁锦、京师三次大捷，奠定了袁崇焕的历史地位。袁崇焕感人之处，既是他的丰功伟绩，更是他的品格精神。袁崇焕的性格，凸显一个“敢”字—敢走险路，敢担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他为大明江山社稷，披荆斩棘，跋涉前进，竭尽所能，身心践行。袁崇焕的这种性格，既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也铸成了他的人生悲剧。袁崇焕的精神，主要体现在爱国、智慧、勇敢、求新、清廉，简言之，就是仁、智、勇、新、廉。……袁崇焕的德言与功业、勤政与清廉、无私与无畏、冤死与风骨，动天地、泣鬼神、撼人心、贯古今。袁崇焕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不仅是大明朝的悲剧，不仅是汉文化的一幕悲剧，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一场悲剧。这场历史悲剧，袁崇焕以陨星的光亮，划破君主专制黑暗的天庭，震撼世人的愚昧与心灵，激发人们的智慧与觉醒。袁崇焕也有疏失一一失言（如五年复辽）、失友（如同满桂关系）、失礼（如先斩毛文龙而后奏）。疏失之原，或则有三：其一，阅历：袁崇焕由七品知县在五年之间升为巡抚，不到一年又升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历练短，见识浅，未能把握明朝、后金、蒙古、朝鲜四方关系之大局与走势，智慧不周，谋虑有隙，顾此失彼，留下后患；其二，性格：性情狷躁，急于求成，袁崇焕“复辽”的话说得过满，斩帅的事做得过莽；其三，修养：格局贵大，器量忌小。袁崇焕在处理高层人事关系上，缺乏胸怀、机谋、沉稳和气度。然而，瑕不掩瑜，这些都不能掩盖袁崇焕的英雄光辉。

孟昭信：袁崇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坚守宁远……宁远大捷是明清开战八年来，明朝取得的空前伟大胜利，是袁崇焕多年来依靠辽人、加强耕战、苦心经营的结果。……袁崇焕一生最大的错误是火并据守东江的另一支抗清队伍。……民族斗争，大敌当前，袁崇焕以复辽为名，将主要矛头指向另一支抗敌队伍，并以极端方式予以火并，不仅大大削弱了抗敌力量，而且对辽东战局乃至对他本人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综上所述，袁崇焕是一位既有功，又有过，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保卫宁远使他成了公认的英雄，火并东江又严重损伤了他的英雄形象。

李景奭：【袁经略初出师，誓以五年平辽，言不可若是其期。而其守宁远卫、大败贼者屡矣，贼不敢近。去年贼锋进迫皇城，盖由喜峰口径突也，朝廷以经略专制关防、不能遮遏罪之，竟被戮，闻者莫不痛之。噫！始虽未及遮截，终能奋翼而击却之，解皇城之围，平关内之难者，皆公之功也。祖总兵大寿之能大捷，亦以公之得死力也。且以宁远时言之，前后杀贼，不知其几千。今虽曰有罪，其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卒不免焉。悲夫！始闻其死，犹以为疑，去年圣节使行之回，知其死的矣，海内远近悲之如亲戚云。】轻许全辽五载平，向来勋业复谁争？狂胡一入多凶计，坏却中原万里城。

卫匡国：袁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词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员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入侵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鞑靼人知道他贪婪成性，不必害怕被他欺骗，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他们大举进攻并终于包围皇城。……袁应召抵抗鞑靼人，因为此时他的密谋还未泄露。袁害怕皇帝发觉他的逆谋，便率师直抵皇城下，城池很广阔，从上可以清楚分辨中国军队和鞑靼军队。然而，尽管袁就在皇帝的注目之下，他仍按兵不动，因为他惟一的打算是满载财物而归；他不停地劝皇帝接受和约条件。皇帝这时觉察他确是个叛逆，不过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向廷臣、官员透露，派人召袁去参与内部军事会议，并命令他越墙入城，以免打开城门被附近的鞑靼人乘机进入。皇帝下此诏令，实际是怕袁把军队带进城。袁认为皇帝身边的许多大臣都是他的友人甚至知交，而他们并未向他透露皇帝对他有所猜疑，便大胆来到皇宫；他刚到达就被逮捕，稍加审讯后皇帝下诏把他处死。

袁崇焕从小喜欢谈论军事，而且为人豪爽，见人就与之结义。在邵武知县任上，有一次主持县试，却同一名了解边疆战事的老兵讨论军事，忽视了阅卷工作。有人问他，他回答：“士子考不考得上都是命中注定的，你就随便抽取几份卷子吧！”

崇祯元年（1628年）立夏前后，袁崇焕在北上应召途中受邀参加广州光孝寺的雅集，粤中名士在光孝寺为他饯别。期间赵焞夫绘江岸送别图，陈子壮等十九名士人及僧人题诗，榜书“肤公雅奏”四字，祝福袁崇焕在辽东早日建功立业。此图及题诗流传至今，是为《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

袁崇焕临行前，崇祯帝要赐给他蟒衣玉带，袁崇焕推辞道：“自来督臣只为贪却蟒玉误事，倘此行稍效尺寸，受未迟。”跪在地上不起。宦官告诉他即使推辞也要上疏，而非当面推辞，袁崇焕才接受。上任不久后，袁崇焕就上疏辞去蟒衣玉带。

据传袁崇焕生前，家里有人梦见嘉靖年间因议复河套而被杀的曾铣，后来袁崇焕果然与曾铣落得同一下场。故孙承宗在听说袁崇焕被捕后称曾铣是袁崇焕的前世。

袁崇焕恪守“不爱钱、不惜死”之训，一直为官清廉。他自称从出任邵武知县到宁前道的四年间“未尝余一钱”。而且他的清廉也得到时人的肯定，如崇祯元年（1628年）平台召对时，阁臣称赞他在邵武知县任上“不要一钱”。时任兵部左侍郎吕纯如也知道袁崇焕“不怕死、不爱钱”。曾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的钱嘉征则说“袁崇焕自握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犹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贫扶弱，所在有声”。在晚明“何官非爱钱之人”的官场风气下，袁崇焕的清廉显得难能可贵。袁崇焕死后查抄家产，其本人在北京和宁远的所有财产（不含御赐物、勘合、佛经）变卖后仅折合白银1103两8钱5分。他在东莞老家的不动产（田塘、房舍）被查抄变卖后折合白银5361两5钱5分5厘。另有一些财产为弟弟袁崇煜保管并一度携带逃走，数额应不多。

据说袁崇焕被凌迟前曾写下一首绝命诗（临刑口占），内容是：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此诗仅见于清乾隆年间东莞士人郑彦的记载。有人怀疑此诗为伪托。

袁崇焕生前的疏揭、信函、诗文本有数十卷保存于东莞，清康熙年间被其族裔袁圣恩带到广西，后下落不明。残留东莞的诗文被东莞士人蔡均整理为《率性堂诗集》《元素遗稿》（均已失传），大约在嘉庆年间又被整理为《袁督师事迹》，并收录余大成、程本直、钱嘉征等为袁崇焕讼冤的文章（抄本失传，仅存《岭南遗书》本）。此外，袁崇焕在广西的族裔袁珏还整理了《乐性堂遗稿》，现已失传，其中66首诗被收录于梁章钜《三管英灵集》中。民国时，由张伯桢整理为《袁督师遗集》。随着明清档案、明清实录、朝鲜文献以及四库禁毁书陆续重见天日，袁崇焕部分疏揭、信函陆续被辑出，加上《袁督师遗集》之内容和一些可能是伪托的诗文，由杨宝霖整理为《袁崇焕集》，于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另有王荣湟所发掘的保存在明人文集、族谱、方志以及朝鲜文献中的若干文章。

袁崇焕为福建邵武聚奎塔所写的题额是其唯一可信的传世墨宝。另有据称是袁崇焕手迹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听雨”以及一些对联被考证后人伪托。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有广东东莞、广西藤县和广西平南三种说法。

袁崇焕出镇关宁期间，受到明熹宗宠信的宦官魏忠贤逐渐得势，东林党被逐出朝廷，代之以依附魏忠贤者（即所谓“阉党”）。袁崇焕对魏忠贤“初不肯颂”，但是“以群咻不能自异”，只得从众称颂魏忠贤。从天启六年（1626年）十月以后的奏疏中几乎都会称颂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年）四月初七日，他与蓟辽总督阎鸣泰联名上疏将抗金之功归于魏忠贤，要在宁远为魏忠贤建生祠，并请赐祠额。朝廷赐额“元功”（一说“懋德”）。关于主建生祠者是否为袁崇焕，学界存在争论。陈伯陶认为这是阎鸣泰强迫袁崇焕所为。罗炳绵则因《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和《明熹宗实录》皆未载袁崇焕奏疏，认为“袁崇焕是否主动提出请建魏忠贤生祠，应有所保留的”，又认为阎鸣泰、袁崇焕请求建祠的奏疏“主动的应属阎鸣泰或刘应坤、纪用”而非袁崇焕。也有观点认为袁崇焕应为建祠的主动者，该疏也是袁崇焕主笔，不过只是形势使然的违心之举，并非有意谄媚魏忠贤。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袁崇焕在没有事先请示崇祯帝的情况下以便宜行事之权斩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关于其斩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评价与影响，当代学界亦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其行为“一无错处”，其所列十二大罪件件属实，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袁崇焕的一个污点，因为这些罪状大都是他强加给毛文龙的，要么夸大其词，要么凭空捏造，要么罪不至死。而且他杀了毛文龙导致东江镇无主，之后相继发生内乱，最后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陆续投降后金，给明朝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也削弱了东江镇对后金的牵制作用，使后金不再有后顾之忧，得以长驱直入塞内，酿成己巳之变等战乱。有学者认为东江镇对后金的牵制作用积极有限，己巳之变也与杀毛文龙没有关系。而毛文龙旧部的叛变和袁崇焕斩帅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不能说是直接原因。该事件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袁崇焕个人命运身上，因其本身属于越权擅杀，存在程序问题，难免引起崇祯帝和一些朝臣对他行事方式的不满，为他的悲剧埋下伏笔。

己巳之变时，崇祯帝突然下令逮捕袁崇焕，九个月后将他凌迟处死，罪名是“通虏谋叛”或谋反大逆罪，具体来说包括“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即袁崇焕为了迫使明廷与后金达成和议以免除自己夸口“五年复辽”的欺君之罪，因而在“斩帅践约”后放任后金长驱入塞，自己按兵不战，还在蓟州将各路援兵分散到不同地方，并且一直随军带着预备同后金交涉的白喇嘛，还想进入北京城来里应外合。除了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外，学界普遍认为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上述指控不属实，袁崇焕之死是一桩冤狱。但是什么因素让崇祯帝逮捕并最终处死袁崇焕，学界从以下几个角度解释：

袁崇焕在明末饱受千夫所指、口诛笔伐，但也不乏对他同情和肯定的声音，在其家乡广东尤为突出。清朝中期以后，他的死才被普遍认为是冤案。一些观点认为平反袁崇焕的起点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褒奖袁崇焕并指示寻访其后裔的上谕。但也有迹象表明，在南明时，袁崇焕可能就已被平反，有观点认为在弘光朝，有观点认为在隆武朝，也有观点认为在永历朝，永历朝的可能性相对较大。除了与袁崇焕本有交情的广东士人梁稷、邝露等的推动外，还有清初一些参与修《明史》的史官将后金档案中有关反间计的内容流传于外界，也为南明朝廷所知，因此才得以平反，据说还获赠“襄愍”之谥号。到了清朝中期，随着《明史》的正式问世以及乾隆皇帝褒奖袁崇焕的上谕，袁崇焕才重获世人的高度评价。而近代广东籍思想家梁启超作《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更将袁崇焕抬到民族英雄的高度，影响至今。

袁崇焕死后，身体被愤怒的百姓分食，首级被传示九边，并未记载有葬处。相传其仆人佘某（一说佘义）窃其尸，埋葬于广渠门内，此后世代守护，直至佘幼芝。雍正、乾隆年间，北京的袁崇焕墓逐渐为人所知，并不断有粤籍人士前往凭吊。道光十一年（1831年）由广东南海籍官员吴荣光题“有明袁大将军墓”之碑。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打算迁墓，叶恭绰、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四人联名上书毛泽东，请求保护袁崇焕墓，获得批准。文革期间，该墓被毁。有人听说袁崇焕下葬时镀金头，曾挖掘墓葬，但挖至三人的深度，仍未见头颅及骨殖。后重修。

袁崇焕墓中即有袁崇焕祠。此外，广东人张伯桢于1916年在北京左安门内兴建袁督师庙，由康有为题匾额与对联，并立碑纪念。

清嘉庆年间，袁崇焕获准入祀乡贤祠。此外还在东莞城中及其家乡等处建立专祠，不过东莞的这些清代祠堂均已不存或改作他用。

北京市袁崇焕墓和祠内建有袁崇焕纪念馆。

东莞市在袁崇焕故里石碣镇水南村设立袁崇焕纪念园，修建了袁崇焕故居、衣冠冢、雕像和祠堂，于2003年完工并对外开放。

广西藤县天平镇新马村建有袁崇焕纪念馆，于2016年对外开放。

辽宁兴城蓟辽督师府内建有袁崇焕纪念堂。

广西平南的袁氏后裔建有纪念袁崇焕的“总制三边”牌坊。

1942年，广西藤县立“明督师袁崇焕故里纪念碑”。1958年拆除，1983年复立。

东莞市石碣镇有袁崇焕小学、袁崇焕中学。

东莞市石碣镇有崇焕东路、崇焕中路、崇焕西路。

兴城市有崇焕街。

相传袁崇焕死后，其同乡陈日昌等怜悯其冤，悬挂其生前的《待漏图》于东莞水南三界庙后堂为祭奠地，清雍正元年（1723年）改为画像。此外还有北京袁督师庙的袁崇焕石雕立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明袁崇焕督师真像（坐像）等数种画像，但均为后世想象画，大多容貌俊秀，仪表堂堂，与袁崇焕“貌寝”的记载相去甚远。

东莞袁崇焕纪念园内有袁崇焕雕像，下刻“擎天一柱”四字（另有据称是袁崇焕口头禅的“掉哪妈顶硬上”字样，后因粗俗而被凿掉）。

广西藤县袁崇焕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内有袁崇焕雕像。

辽宁兴城火车站及蓟辽督师府内均有袁崇焕塑像。

2012年，东莞市举办首届“袁崇焕杯”全国书法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