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起，李㦕就在宫殿增加围墙、修建行廊。此后开始年年拆毁民居，以便扩充宫殿。弘治十五年（1502年），有樵童五六人登上木覔山眺望宫阙，李㦕看到后，将他们抓起来，并牵连数十人受到毒打。因为当时他在宫中“淫戏无道，或于不时聚内人于后苑，狂歌乱舞，日以为乐”，害怕被外人看见，所以加速拆毁民居。他不仅在宫中玩乐，更喜欢出宫狩猎。自戊午士祸以后，他就频繁在京畿道一带游猎。有一次百官整队上朝，猎狗突然闯入横行，以致他在一起上朝的日本使者面前大失颜面。他还迷恋美色，这期间他最宠爱的女子是张绿水，起初，李㦕只是在宫中渔色，到了弘治十六年（1503年），他微服带着五六名宦官，各持杖闯入净业院（宫中供宫人做佛事的寺院），殴打并赶走尼姑中长得丑或老的，强奸了剩下七八名有姿色的尼姑。史书称“此王肆欲之始”。与此同时，他开始广选美貌女子充实后宫，并且不分良女或是贱女（包括妓女）。而且他在这期间“得狂疾，时于中夜叫呼，起走后苑”，并热衷巫术祈祷之事，自己扮作巫师，作乐歌舞，仿佛废妃尹氏附体，宫中认为这是废妃尹氏的灵魂作祟。

在李㦕日益堕落的情况下，台谏开始重新活跃，对李㦕进行规劝。更重要的是，连之前跟李㦕结成统一战线打击台谏和士林的勋旧大臣也对李㦕的荒淫看不下去了，逐渐和台谏站在一起，对李㦕进行谏铮，这种现象在从弘治十五年（1502年）以后尤为显著。例如弘治十六年（1503年）台谏请求李㦕停止“亲阅”（实为狩猎），勋旧派李克均就明确支持台谏。后来李㦕点名批评李克均“阿谀台谏”。李㦕的祖母仁粹大妃目睹李㦕“崇宠私昵，赐与太滥，宴嬉无度”的堕落状况，忧心忡忡，也秘密要求从兄韩致亨“出死力匡救”，因此韩致亨与成俊、李克均等勋旧大臣对李㦕“多所规警”。

在李㦕看来，台谏和宰相一起对自己劝谏，不仅助长“凌上”之风，而且是自己孤立、王权受到威胁的信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台谏、宰相者交相朋党，使人主孤立于上，若此不已，则三韩久远之王业必将隳矣”。因此他在弘治十六年（1503年）春决定叙用之前被士林派指为“无状小人”的外戚任士洪，并欲封他为君，企图用忠于自己的外戚势力来制衡台谏和宰相，伺机收拾他们。同年九月十一日，礼曹判书李世佐（李克堪之子，李克均、李克墩的侄子）在养老宴上不慎将御酒倒在李㦕的龙袍上，并撒到席子上。李㦕治以大不敬之罪，流放咸镜道稳城，翌年正月予以释放，但甲子士祸已经埋下伏笔。

弘治十七年（1504年）三月，京畿道观察使洪贵达因为以自己孙女有病为由不送到宫里参加世子嫔拣择，所以又被李㦕治以不敬之罪。李㦕还认为洪贵达敢于“不敬”是由于之前对李世佐的惩罚过于宽松的缘故，遂将洪贵达流放咸镜道庆源，李世佐流放巨济岛。就在这时，任士洪向李㦕禀告当初赐死废妃尹氏的真相，称废妃尹氏是因宫中的郑金伊和严银召史二贵人向成宗进谗言而死，而李世佐是当时带死药去废妃尹氏居所的承旨的事实也为李㦕所知，于是事态陡然升级。三月二十日夜，李㦕将郑、严二贵人绑起来毒打踩踏，并召来她们的儿子（自己的异母弟）安阳君李㤚、凤安君李㦀，要求他们打这些“罪人”。此时郑、严二贵人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以致凤安君认不出自己的母亲，加以杖打，安阳君则认出了自己的母亲，不忍杖打。最后李㦕让人将郑、严二人活活打死，尸体被撕裂并剁成肉泥，扔到山野。安阳、凤安君也被贬为庶人，流放海岛，一年后被赐死。腥风血雨还由宫中扩散到宫外。当时参与废黜和赐死尹氏讨论过程的大臣尹弼商、韩致亨、韩明浍、郑昌孙、鱼世谦、沈浍、李坡、金升卿、权柱、李克均、李世佐、成俊合称“十二奸臣”，在世的尹弼商、李克均、权柱、成俊、李世佐五人被处死，其余已故者被剖棺斩尸，家属连坐。洪贵达虽然没有牵连进废妃事件，但也在六月被处以绞刑。此外还有权达手、朴誾等李㦕所厌恶的言官遇害。九月二十六日，李㦕认为戊午士祸中没被处死的人都是由尹弼商等“奸臣”包庇所致，下令将戊午士祸被流放者中还生存的成重淹、姜谦凌迟，康伯珍、金宏弼处斩，李龟、崔溥流放海岛为奴。一个月后又将李、崔处斩，许磐、表沿沫、曹伟、郑汝昌等已故者被剖棺戮尸。任士洪的儿子任熙载也被凌迟。甲子士祸终于以勋旧、士林两股势力均受打击而告终。弘治十八年（1505年）八月二十六日，李㦕正式获得“宪天弘道经文纬武”的尊号，象征他的权力已达到巅峰。

甲子士祸以后，再也没有人能牵制李㦕，李㦕如愿取得了超越以往任何朝鲜君主的绝对王权。于是他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式追尊母亲为齐献王后。由于没了约束，李㦕的荒淫变本加厉。他“无日不宴乐”，同时“酷好射猎”，广设禁标，划作自己的猎区，拆除区内民宅，不准闲人进入，有时为了狩猎，从宫墙穿洞而出，如果宫内寂静，就是他外出狩猎。他还爱吃牛肉和鹿尾舌，尤其爱吃牛胎，有时甚至生吃，为此让各地官员屠牛杀鹿。朝鲜和中国一样，都有禁止屠牛的法令（牛要用于耕种，只有祭祀才杀牛），因此各地官员都抢夺百姓的耕牛，以致“民皆号哭”“怨呼者盈路”。他最大的淫乐还是在于渔色，甲子士祸后，他渔色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不仅自己出宫找美女，还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派遣李季仝、任崇载为“采红骏使”，到三南（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地方挑选美女和良马。经过几番搜刮，后宫人数由数百人扩张到数千人。李㦕设七院（众红、蕾英、趁香、含芳、翠春等）三阁（绘丝、请欢、彩霞）来安置这些后宫女子，有运平、继平、采红、续红、赴和、洽黎等不同名号，其中最有姿色才艺的组成名为“兴清”的乐队，“兴清”又分为三科，被李㦕临幸过的女子叫“天科”，临幸过但不满意的女子叫“半天科”，没临幸过的叫“地科”。最受宠者赐予淑华、丽媛、闲娥等爵号。“兴清”的家属仗着自家女子受到李㦕的宠爱，看到中意的房屋就钉上“兴清”二字的牌面，屋主即使是两班，也畏惧而逃，将房屋乃至房中财产拱手相让，后来还发生了一个“兴清”的父亲将“兴清”牌面钉在另一个“兴清”家里，以致被李㦕下狱问罪的事件。李㦕在甲子士祸后的两年里极度放纵，即使生母的忌日也“率内人终日戏游歌舞”，而且他还“喜裸合，虽稠人中不避”。直到被推翻前夕，他还以拣择淑仪为名向朝鲜八道派采青女使，继续扩充后宫，又派采鹰犬使去搜刮猎鹰和猎狗。

对于朝臣的态度，他在甲子士祸后也更加不留情面，稍微忤逆他意思的官员就会被处以重罚，乃至处死。他创制穿掌、烙讯、斫胸、剐骨、寸斩、刳腹、碎骨飘风等酷刑来对付他认为有“凌上”之嫌的臣民，并动辄连坐亲属，导致监狱人满为患，不得不增加一个叫“密威”的新牢房来关押与日俱增的囚犯，即使两班士大夫也“受杖笞无虚日”。他还禁人偶语，命司宪府监察每天巡视汉城各坊，每月十五日和三十日汇报民间言论情况，其他官衙也在每月十五日和三十日汇报有无妄议时事之人，和他还鼓励父子相告（儒家讲究亲亲相隐），于是“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经过两年的折腾，李㦕终于弄得天怒人怨，朴元宗、成希颜等之前被他处置或得罪过的朝臣开始密谋推翻他。另一方面，李㦕的世子李𩔇在母亲慎氏的教育下，反而与父王大相径庭，性情“沉毅严峻”，颇有明君气度。有一次李㦕召来李𩔇，问自己死后能否善待“兴清”，李𩔇默然不语，李㦕便开始忌惮李𩔇。因此，也有不少人把拨乱反正的希望寄托在李𩔇身上。朴元宗等想把慎守勤拉入伙时，慎守勤拒绝的理由就是世子英明，而且李㦕纵欲搞垮了自己的身体，拉出的大便总是带血，活不了多久，一切等到世子继位就好。

然而，朴元宗等还是在正德元年（1506年）九月初一日夜晚发动政变，杀任士洪、慎守勤等李㦕亲信，包围李㦕所居的昌德宫，并要求慈顺大妃（贞显王后）降旨废黜李㦕，立其子晋城大君李怿继位，是为朝鲜中宗，这场政变也就被称为“中宗反正”。李㦕派人向李怿传话“我罪重大，固知至此，愿好为之”，随即被贬为燕山君，单独一个人被流放乔桐岛。据说他被押送前“惶怖特甚，请知应受刑名”，被押送当天刮起大风，他所坐船只几乎倾覆，好不容易才到达乔桐，被押到县衙，为一群军人所包围，他“俯伏流汗，不敢仰视”。废妃慎氏被软禁，儿子都被赐死，张绿水、田非等爱妾被处斩。一些被指控作过恶的“兴清”也被杖责流放，其余女子被释放，后来中宗派人调查“兴清”情况，她们中正在怀孕的就打胎，生下孩子的就把孩子杀死，以免获罪。李㦕本人则在被废两个月后的十一月初六日感染瘟疫而死，临终前没有其他话，只说想见慎氏。死后以王子君（国王庶子）之礼下葬于江华岛。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在慎氏请求下迁葬京畿道杨州海村。李㦕夫妇的神主由其外孙具渰奉祀，具渰无嗣，由其养外孙李安讷（出自德水李氏）及其后裔奉祀。

李㦕是一位追求绝对王权的君主，他自即位以来，对朝臣尤其是台谏的“凌上”“慢上”之风非常不满，强调“人臣之罪，孰有加于慢上乎？”并认为是成宗对台谏过于优容所致。因此，他在位期间政治方面一以贯之的课题就是矫正朝臣的“凌上”“慢上”之风，确立国王的绝对权威，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就是他在矫正“凌上”“慢上”之风过程中比较极端的两次政治肃清事件。李㦕还在制度上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他曾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询问正朝使金永贞：“中国亦设台谏，遇事论奏，如我国乎？”金永贞回答明朝的都察院御史就是台谏。这暗示李㦕已有按照中国制度来调整朝鲜台谏制度的构想。甲子士祸后，改革台谏制度的时机正式成熟，他先是废除了司宪府的持平和司谏院的正言两职，取消其署经权（台谏在五品以下官员告身上签名同意），中止经筵（往往是臣下进谏的场合）。到他在位最后一年，更是废止司谏院和弘文馆，断绝言路。成宗时确立的“言论三司”（司宪府、司谏院、弘文馆，即广义上的“台谏”）就只剩下司宪府，而司宪府已完全为李㦕驯服，李㦕的爱妃张绿水修房子，司宪府官员“奔走朝昏，略无羞耻”，完全丧失了对王权的牵制作用。

对于其他大臣，他尤其强调忠心，曾在正德元年（1506年）五月改革朝臣所戴的乌纱帽，前刻“忠”，后刻“诚”，并将纱帽两脚改为垂至肩上的软脚，寓意“君上制下”。同年七月，在他的授意下，领议政柳洵率百官进敬誓文，对国王发誓效忠。

随着李㦕的王权空前膨胀，宦官的地位有所抬头，内侍府从140人增加到161人，以承传色（负责传旨的宦官）金子猿为首的宦官开始弄权。李㦕还针对宦官和朝官服饰一致、容易混淆的问题，确立了宦官的服饰。

戊午士祸以后，随着李㦕穷奢极欲，王室支出日益增长，预算（朝鲜称为“横看”）吃紧，入不敷出。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户曹决定修改“贡案”（指定各地百姓缴纳贡物的清单）。李㦕批准，在四月十五日设立贡案详定厅，命左议政成俊负责改定贡案的事宜。七月十七日拟定《详定厅可行条例》，大幅增加了贡额，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史称“辛酉贡案”。起初增加的贡额是临时性的“加定”，但到了弘治十八年（1505年）九月就将“加定”固定化，又出现“无时进上”（不定期要求地方纳贡）的现象，使财政更加混乱，并困扰之后的朝鲜王朝。

李㦕在位末年，为了弥补用度不足，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对勋旧派下手，要求调查开国以来各种功臣的“勋功轻重”，想要没收功臣的土地、奴婢。有些传了几代的功臣子孙因为录券（功臣证明）遗失或家族庞大，无法证明祖先的功劳，因此对李㦕十分怨恨。

戊午士祸后，李㦕对培育士林派的基地成均馆进行了打压。他认为“凌上之风”养成于成均馆，指示制定《兴学节目》，要求成均馆士子专心读书，并随时派宦官或承旨去成均馆巡察。甲子士祸后，李㦕禁止成均馆儒生互相交游、交结朝臣、议论国政，违者不仅本人治罪，还要连坐家属，并要求成均馆四学和汉城五部大小官员每个月汇报两次相关情况；又强调儒生不得忤逆师傅，如果被师傅举报，就杖责一百、充军远方，而庇护不敬儒生的成均馆教官一旦发觉，也会被治罪。

为了加强对成均馆儒生的控制，并进一步驯服他们，李㦕在甲子士祸后颁布《行幸时儒生迎送节目》，要求成均馆儒生必须在他出行时集体匍匐迎送，不参加的杖责并停举二式年（六年内不得参加科举）。有个叫闵舜年的儒生在跪迎时抬了下头，就遭到退学处分。他以“儒生不可不习礼仪”为由，强制要求成均馆儒生参加朝贺和朝参。他还以儒生将来要伺候国王为由，挑选他们当“筑墙之役”的监工，被选中不去的就治罪。

弘治十七年（1504年）七月，李㦕嫌成均馆离王宫太近，决定将成均馆迁至圆觉寺，同时也是对那些排佛儒生的羞辱。后来在柳洵等人的建议下，移至城东，又因其地势高、可以看到宫阙为由移至城南。原来的成均馆建筑被用作李㦕的享乐场所，并聚集巫堂在里面大行“淫祀”。他还以防止宗亲交结儒生为由，废除了世宗以来教育王室子弟的宗学。此外，他在搬迁成均馆时也事实上取消了文庙，孔子牌位被先后转移至太平馆、议政府、宗学、掌隶院、西学等处，时人有“孔圣死亦席不暇暖”的讽刺。李㦕还以孔子的身份只是鲁国司寇、“以言其分则臣也”为由，不再像成宗那样穿远游冠、绛纱袍祭孔，而是穿戎服祭孔，将对孔子的拜礼由臣对君的四拜降格为再拜。

李㦕早年受昭惠王后影响，对佛教采取一些善意的举措，为成宗设水陆斋，在圆觉寺印出佛经，在广州营造奉恩寺为先王追福，并由王妃发愿，印出海印寺大藏经8000部。等弘治十七年（1504年）昭惠王后一死，他就大力推行排佛政策，拆除在三角山藏义寺安置的佛像，赶走僧侣，扔掉教宗本山兴德寺佛像，把寺院供官用，废除禅宗本山兴天寺，改为马厩，将圆觉寺作为妓房，等等。他停止了高丽光宗以来一直实行的僧科制度和僧阶制度，没收了寺刹的田土，把抓到的僧侣通通还俗为官奴，或使其定居猎田，国王游猎时用来赶猎物。最终造成“寺社尽撤、僧徒顿绝”之效，李㦕的排佛政策在中宗反正后也被坚持下来，直到文定王后垂帘听政时，佛教才有一定程度的复兴。

甲子士祸后，有人用谚文书写李㦕暴虐无道之罪恶，张贴在集市上。李㦕得到举报后，一面下令追捕，一面下令朝臣家谚文口诀书册全部烧毁，不准学习谚文，谚文只用于翻译汉语。

李㦕在位时，与明朝保持稳定的宗藩关系，双方基本没有外交摩擦。与日本亦维持交邻关系，但偶尔有倭寇入侵。而北方的女真则不时骚扰朝鲜，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弘治九年（1496年）六月底寄住毛怜卫（朝鲜称“岐州卫”）入侵朝鲜平安道渭原，掳走朝鲜百姓80余人。当年及次年，李㦕派在朝鲜当官的女真人童清礼（凡察的侄孙）先后以“三卫敬差官”和“三卫宣谕官”的身份两次出使建州女真，要求建州卫都督李达罕等归还流落建州女真的朝鲜俘虏，以后不得入侵朝鲜，同时搜集当地情报，绘制地图，以备将来征讨。建州女真虽然满口保证，但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年）五月，女真再次开始骚扰朝鲜，李㦕听从强硬派大臣李克均的建议，决定出兵攻打建州女真，任命成俊为都元帅，李克均为副元帅，组织两万人西征，但因适逢朝鲜遭遇灾荒，加上平安道的后勤能力已不如世宗、世祖之时，故此举不断遭到台谏及尹弼商等大臣的反对，后来连都元帅成俊都建议暂缓西征，于是西征计划先被延迟到弘治十三年（1500年），到了当年正月，李㦕又宣布取消西征。其后朝鲜朝廷又讨论在平安道修长城以防备女真，亦因种种困难而未果。

李㦕对其父成宗李娎怀有深深的畏惧与怨念。在他还是世子时，贪玩不爱学习，但畏惧其父成宗，不得不勉强参加书筵。成宗曾养一鹿，不离左右，有一次李㦕坐在成宗旁边，鹿来舔他，他竟然一脚踢走。成宗很不高兴，责备李㦕“何其不仁也”。等到即位后，他在成宗初殡之时就射杀了成宗所养之鹿并将其烤来吃了。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他将成宗生前住了二十六年的寝宫崇文堂改称“熙政堂”。当时群臣往往以成宗作为典范来劝谏他，他更加反感成宗。虽然自己嘴上称赞成宗圣德，但“心实忌之”，听到大臣称赞成宗圣德，他就不高兴。到了甲子士祸以后，他更是“视成宗如雠仇”，对成宗的仇恨行为表面化。据说，当时他曾将成宗的半身御真作为靶子来射，又将其撤下扔掉，有一次喝醉酒，命左右侍从去破坏宣陵。弘治十八年（1505年）成宗忌日，他下令禁止素食，要求给他进肉食，并出宫打猎。有个叫朴成林的宦官说世子李𩔇的气度与成宗相似，李㦕大怒，取剑刺向他，差点将他刺死。

金处善是一个历事四朝的老宦官，官居二品。他见李㦕荒淫无道，多次尽心劝谏，李㦕一直按捺着对他的怒火。弘治十八年（1505年）四月初一日，李㦕又在宫中跳处容舞，荒淫无度。金处善对家人说：“今日吾必死。”然后进宫，据说当时李㦕向金处善劝酒，金处善趁机对李㦕说：“老奴逮事四朝，粗读史记，古今无有如君王所为者，何不念国体？”李㦕勃然大怒，拿起弓箭，射中金处善的胁肋。金处善说：“朝廷大臣而诛杀不惮，如老奴何敢爱死？但君不久为国王！”李㦕又向他射一箭，金处善倒地，李㦕上前砍了他的脚，命令他起来走，金处善抬头说：“君亦折脚而能行乎？”李㦕又割了他的舌头，并亲自切开他的肚子，将他的肠子散在地上，金处善到死仍不断发声。最后李㦕将金处善的尸体喂老虎，同时杀了金处善的养子宦官李公信。此外，金处善的本贯全义被撤销建制，亲属皆遭连坐。

金处善死后，李㦕命令朝野不准再用“处”字，带处字的名字都必须改，甚至将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改为徂暑。议政府舍人成梦井所撰教书中含有“处”字，李㦕将他逮捕，后来发现这道教书写于金处善被杀前，成梦井才逃过一劫。权橃在科举试卷中写了处字，虽然考中，也被除名。

李㦕是一个喜爱文艺的君主。他“喜作诗，自谓为能”，设置御制撰集厅，让任士洪、金勘掌管，让他们组织文臣给他的诗加批点、批注。他喜欢香奁体和玉台体，诗歌主题大多是酒色、花鸟、声乐之类，厌恶文臣在应制诗中写入箴警之辞。《燕山君日记》收录了他130多首诗，不仅有声色犬马之作，也有表达他内心悲苦心情的诗作，如悼念宠姬丽婉的诗“悼极难收泪，悲深睡不成。心纷肠似断，从此觉伤生“以及代美人所作之闺怨诗“翠露凝宵湿绛裳，金风萧瑟断芳肠。凭阑闻雁蟾光冷，泪满星睚不胜伤”，等等。李㦕还热衷绘画，曾在本已有的图画署之外设置内画厅，又命画工摹画《谢安携妓东山图》20幅。他还爱跳处容舞，将其改称为“丰头”，在自己戴的假面上装饰着金银、珠玉，每次喝醉酒，就带着一群“兴清”到大妃殿前歌舞。

李㦕对于身边人的才艺素养很重视。他最宠爱的张绿水姿色平平，就是因为歌唱得好才得宠。另一宠姬崔宝非也擅长弹伽倻琴，“色艺俱绝”。有一个内禁卫士曾弹指作声，几里外都听得到。李㦕听说后命人寻找，找到后让他在自己面前表演弹指，厚加赏赐。采红使献的女子“不解音律，又无姿色”，他就十分不满。后来明确要求采来的女子必须满足“有姿色、解音律、有豪气”三个条件。

李㦕对有夫之妇情有独钟。他所宠爱的女子很多都是有夫之妇，比如张绿水、崔宝非等，但痛恨她们思念前夫。崔宝非“不喜言笑”，当李㦕与其他姬妾开怀大笑时，她往往敛容不笑，李㦕认为她在思念前夫，便将她的前夫生员黄允献囚禁于密威厅，准备杀了他（后未杀，原因不明）。还有个姬妾对另一姬妾说自己梦见了前夫，李㦕听说后，写了一个纸条，交给外人，不久，宫人托着一个银盘献给李㦕，李㦕命令那个姬妾打开，结果是她前夫的人头，随后那个姬妾也被杀害。

不仅一般士民的妻子，对于朝臣、宗室的妻子（外命妇），李㦕也不放过，“宰相、宗室、族亲之妇多逼而淫焉”。他经常召集外命妇和成宗后宫进宫参宴，亲自敬酒，发现有满意的，就让张绿水或其他宠姬密问是谁的妻子，然后暗中记下来，命她们留宿宫中，晚上李㦕就强奸她们，白天也会强奸，有时将她们留在宫中四五天不出，被他强奸过的外命妇有朴崇质之妻、南川君李崝之妻、边成之妻、丛谷守之妻、权仁孙之妻、尹珣之妻、权弼之妻、洪伯庆之妻等，事后他还会给被强奸者的夫君升官，时人称为“王八债”。据说连成宗后宫南嫔都被他强奸过。后来他又强奸了他的伯母升平府大夫人朴氏（月山大君之妻），朴氏羞愤而死，其弟朴元宗由此决意推翻李㦕，最终取得成功。

李㦕有130余首诗传世，都被收录于《燕山君日记》中，并未收录进历代国王诗文汇编《列圣御制》中。

在朝鲜王朝，无论正史（实录）或是野史，李㦕都是以昏君和暴君的形象出现。当代韩国学界主流也认为李㦕是几乎一无是处的暴君。不过也有学者著书为李㦕翻案，代表性的有申东埈的《为燕山君的辨明》和卞媛琳的《燕山君：其实像与虚像》。他们认为包括《燕山君日记》在内的各种关于李㦕的记载都不可靠，其中充斥着对李㦕的丑化与污蔑，中宗朝的史官按照《高丽史》中对忠惠王和辛禑（王禑）的书写来制造出李㦕的暴君形象。事实上，李㦕惩治放肆的权贵，保护弱势的百姓，论据有他曾尝试量田、奴婢推刷等。甚至《燕山君日记》所收录了李㦕的130余首诗作，也不乏被篡改过的作品甚至“伪作”。比如李㦕杀了金处善后所作的“残薄临民莫类予，那思奸阉犯鸾舆？羞牵痛极多情绪，欲涤沧浪恨有余”，李㦕显然不可能承认自己“残薄临民”，整首诗的逻辑也不通顺，如果是“宽厚”之类的词语就解释得通，因此这很可能是经过中宗朝史官篡改后的产物。